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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882年至1894年，袁世凯一直在朝鲜任职，先后担任军务帮办、“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务大臣”，在处理壬午兵变和甲申政变中表现出色。.作为宗主国派驻藩属的“监国大臣”，袁世凯能以满清中国的衰落国势而抵挡日本对朝鲜的渗透达十余年，单就这一点来说，值得杨格尊敬并听取他的意见。

    袁世凯认为，朝鲜王国政府发出的“中国出兵隔离日俄两军，避免战火涂炭朝鲜”的请求，其动机和外部因素影响，必须加以认真的分析。

    乙未宫变，日本人杀害闵妃、高宗惊而出走贞洞俄国驻朝公使馆，这一事件的真相是被在朝鲜新军中担任教官的美国人和俄械技师揭露的。从此可以看出，朝鲜问题不仅仅涉及到日本、俄国和中国，还有其他国家的影响。日俄两国在乙未宫变之后朝鲜民众掀起的“为国母报仇”的义兵运动中，先后以韦伯—小村协定、山县—罗巴诺夫协定协调利益；同时，避居俄国使馆的高宗发布命令撤销亲日派政府，组建亲俄派政府。

    义兵运动不受高宗的亲俄派政府控制，对日、俄两国在朝鲜的驻军和利益都存在敌意，因此成为朝鲜王国政府、日本和俄国的眼中钉，借朝鲜政府以“怀柔”手段意图消弭义兵运动。不过，在此期间中国驻朝总领事唐绍仪和军情处工作积极，联络、收容、隐蔽了义兵运动骨干，为我军出兵朝鲜打下了坚实基础。

    袁世凯说：“朝鲜的问题，在于因外敌入侵而起的变革和思潮，闵妃是变革和思潮推动者和领导者，故而赢得了朝鲜民众的拥护。但是，一个国家在面临亡国之虞而思想锐变之时，势必会有很多的混乱，很多种想法。一如一年前的中国。透出朝鲜诸般问题的表象看实质，找出朝鲜王室、官员、民众‘最希望看到的天朝大军形象’，就是江东军应该注重的，就是今后朝鲜政策应该遵循的。否则，中国重回朝鲜的行动很可能站不住脚。朝鲜的未来，是建立在江东军站住脚并赢得民心的基础上。因而，尊重朝鲜高宗又要抑制其最近展露出来的称帝想法；在朝鲜提倡改革并持续的支持朝鲜以义兵为基础建立新军，但是又要尊重朝鲜民众的习俗，不能如亲日派金弘集政府那样贸然发布断发令；江东军必须符合天朝大军的形象，让朝鲜人能够从甲午年的印象中解脱出来。敢于依仗江东军。”

    袁世凯用朝鲜政局十多年来的历史变迁和对现状的分析，执拗的坚持“缓图徐进”的主张，反对武断的在朝鲜设省。

    朝鲜善后处置议题暂停，5月11日晚，当王英楷从朝鲜返回抵达汤岗子司令部时，杨格邀请马玉昆、刘松节、戴超、袁世凯在司令部后面的自家小院子里为王英楷接风洗尘。实际上就正式的确立了袁世凯在今后朝鲜处置问题上的地位。

    坐在主席上，端着酒杯看着左右手的袁世凯和王英楷，杨格生出一种时空错乱的之感。也夹杂着几分自得。如果不是杨某人横插一杠子，王英楷如今恐怕是在袁世凯麾下任职，而袁某人也不会落魄到担任“夹缝里做人”的会办禁卫军编练大臣。而后来此出任有着从二品衔的高级“幕僚”。

    大军东进在即，王英楷对接风洗尘的“参总家宴”兴趣不大，端起酒杯就说开了正事：“......高宗回宫后，唐少川先生先后四次进宫参拜，向高宗详细介绍了我国的新政和新军，以及在中俄边境军事冲突中获得的胜利，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高宗对我国、我军的看法。但是，要让朝鲜君臣对我国建立坚强的信心，这还远远不够。在朝鲜君臣的思想里还存在一种倾向，真正要他们在无可奈何之时选择日本或者俄国。他们会选择日本，毕竟大家相貌差不多，也都有儒学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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