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了这座蒲坂塞，以掩护和支应桃林塞的侧翼安全，同时阻隔来自黄河南岸的敌人突袭关中。

    这个要塞系统，将会在未来两三百年间不断完善和发展，最终在百年后，取代原有的函谷关，成为大唐帝国的关中防御核心潼关要塞系统。

    但在此时，由于大汉帝国正直如日中天，来自国内的敌人，已不可能威胁长安的安危。

    所以无论是桃林塞还是蒲坂塞，都还很简陋。

    特别是蒲坂塞，只驻守一个司马的郡兵，作为治安部队存在。

    倒是在这涛涛黄河之中，有着几条楼船会不时巡逻。

    这些是大司农控制的楼船，它们的主要职责，就是截停往来货船、商船，查查看对方有没有交车船税。

    若没有交税的话……船上的货物，大司农就敬谢不敏了。

    船主若运气不好，甚至可能会被大司农喊去喝茶。

    告缗政策虽然在事实上终止了，但告缗的法令可还没有废黜。

    撞到大司农手里面，还被抓到实锤，倘若没有关系和后台，再加上一点点运气成分，船主就要给大司农大白工了。

    是故，在这蒲津渡前的河域，往来商船、客船，基本上都是已经交过车船税的。

    讲道理，汉家的车船税其实并不高。

    五丈以上的大船，才征一算，也就是一百二十钱。

    就这样也有很多人不想交，不愿意交。

    就如现在，望着前方那艘巨大的楼船，一艘行驶在这河道上的货船商人骂骂咧咧的说道：“这些天杀的税吏！”

    一边骂着，一边不得不将几份大司农的公文拿出来。

    准备应付那些可能的检查。

    没办法，当年的告缗杀的天下商贾豪强丧胆。

    在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敢冒着抄家流放的危险偷税漏税了。

    特别是大型货船和商船，只能咬牙切齿的掏钱交税。

    “与民争利，长此以往，国安能宁乎？”一个年轻的儒生，站在船头的甲板，看着这一切，痛心疾首的感叹。

    当年，孟子见魏惠王，惠王开门见山就问道：“将有以利吾国乎？”

    孟子答曰：“王何必言利，有仁义可也！”

    这算是儒生们第一次在义利观上引入仁义价值为准绳。

    但真正让儒生们觉醒的，还是二十余年前，董仲舒提出来的一个理论。

    当时，董仲舒明确提出了‘已受大，不取小’的思想，由是发明了一个词语‘与民争利’。

    这个词一发明，立刻风靡天下，为儒家各派广泛接受引用。

    然后，再悄悄的掺进自家私货，就变成自家的理论了。

    纵然是董仲舒，对这样的行为，也是徒之奈何。

    诸子百家一大抄，真要较真，他董仲舒的论著里，也抄了许多人的东西。

    不止是儒家的，他还抄了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和黄老学派的东西。

    这自古以来，文人引用他人的理论和话，再加点东西，变成自己的可谓是传统了。

    等董仲舒一死，这‘与民争利’理论就失去了解释人，于是天下学派就更加肆无忌惮的往这个结论里塞东西。

    完全就将董仲舒的立论精神丢到一边，无视董仲舒强调的是‘食禄之家’不要与民争利。

    不要去经营私营产业，专业为国为民，当好人民公仆。

    以至于在现在，很多南方的儒生，干脆就将‘与民争利’理论和国家朝廷挂钩起来。

    认为朝廷收商税，就是与民争利！

    楼船收鱼盐税更是与民争利。

    至于盐铁衙门，简直就是倾南山之竹，倒东海之水也难以书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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