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的御案在北，他坐北面南。司徒范迁、司空伏恭两位宰辅和尚书令孙堪三人，在御案前侧案相对而坐。众尚书、仆射、郎官们，则在堂下众小案就坐。

    “河内郡守报，河水（注：即黄河）决塞，流民四成，无家可归……”朗官药菘将河内郡守的奏折呈到尚书令孙堪案上。

    尚书令孙堪阅毕，又递到范迁、伏恭案，等二人阅毕，三人相顾无言，均焦虑地点了一下头。范迁便将奏章转呈到汉明帝御案上，并叩首道，“陛下，今日第五份报急折。河水沿线，已二十余万生民，游离失所，灾情紧急啊！”

    汉明帝正在阅读东平王刘苍的奏折，刘苍建议朝廷应“举全国之力，治二百年水患，造福千秋万代……”正在这时，河南郡报警奏章又来了，汉明帝闻言大惊。事态，远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汉明帝接过范迁的奏章，面色冷峻地阅读了起来。

    东汉初前三帝，本身即是大儒，他们开创一个教化淳美的时代。光武大帝大行之前的那个晚上，仍在与几位重臣谈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长短。而汉明帝不仅通经文，还是道行高深的国画圣手。而汉章帝既是大儒，又是书法大家，章体为后世范。

    汉明帝勤奋朝政，更喜欢读经作画，在南宫的却非大殿、宣明殿、明光殿和寝宫章德殿内，都有他的御书房。在章德殿，还有他专用的画苑。不上朝的日子，他便与三公、尚书台众官，在书房内批阅奏章，处理政事。很多军国大事，都是在这些御书房内作出的。

    说来你或不信，每日案牍劳形，他的休息方式，一是作画，其技艺在当时可谓登峰造极。只可惜年代久远，他的绢画未能传世。二是到太学讲授四书五经，他精通《尚书》、《春秋》等儒学经典，他与他的儿子汉章帝，都是当时古文经学训诂学派的代表人物。

    此时，汉明帝看完河内郡的奏章，仅略略思忖一下，便用低沉的声音，抬首对众臣道，“尚书台拟诏，‘命沿河郡县，开仓赈灾。远离河水，择地安置游民，给以房屋田园牲畜，务让民安居乐业！”

    “臣等遵旨！”

    尚书令孙堪命朗官们迅速拟好诏书，以五百里加急的速度，连夜驰传沿河各郡县。

    赈灾事宜处理完毕，君臣才开始办今天晚上的大事。

    当天晚上的重要议题，是召见乐浪人王景。汉明帝已经在朝堂上廷议数日，百官们也在朝堂上斗了数日，他耐着性子听了数日，心里不胜其烦。

    这几日耿秉等反对治河派已经渐落下风，但朝臣们仍在坚持已见。尤其是司徒长史吴良，引经据典，认为修建北宫已经巨废府库，现在治河将耗尽国力，甚至动摇国基。他几次在宏篇大论之余，扭头责问汉明帝，“陛下，以举国之力治河，倘若匈奴人寇边，陛下当何以对？”

    汉明帝最怕这个吴良，根本不敢和他辩论。他知道吴良总是提反对意见，是拚着命想当诤臣。你想激怒朕杀汝，好留名千古，朕偏不上当。倒是司徒范迁见吴良太不恭敬，斥责了一番，吴良才老实一点。

    其实，汉明帝心里早已经下了最后决心，准备治理帝国的心腹内患－河卞之害了（注：河即黄河，汉时称河水。卞即卞渠，又称汳水。河卞之害指黄卞决堤水患）。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防官之口同样甚于防川。他不想用皇帝的权威来堵众臣的口，之所以要举行廷议，是想将朝廷众官的思想统一到自己治河的宏大决策上。他盼望能举朝上下一心，共同对付肆虐了二百多年的国家大患。

    汉明帝是光武大帝刘秀与母后阴丽华所生，是刘秀第四子。他自幼聪慧异常，勤奋好读书，十岁时就通晓《春秋》，并对朝廷政事有着惊人的洞察力。光武帝刘秀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让他拜大儒桓荣为师，精习《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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