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出巢湖，向东南流经无为，东入长江，入口处即为濡须口。保江必争淮，重兵驻守濡须，进可攻，退可守，进攻上可凭借孙吴精锐水师出巢湖，进击合肥。

    而合肥则是三国时魏吴必争之地：吴占合肥则可使中原震动；魏据合肥则吴之徐淮不得安宁。因此吴魏两国交战，多集中于对合肥的争夺。而濡须既是孙吴进攻合肥的主要信道，又是防御魏军南下的堡垒，若濡须失则曹魏可顺江东下，朝发而夕至建业，诚为吴之亡国之险。

    建业处孙吴崛起之地，曾作为治所，而武昌也曾作为都城。孙吴在此统治基础牢固，江东豪族地主利益也集中于建业附近；且此处长江江面宽阔c浩渺，地处江南水乡，河湾交叉，极利水师驻扎，“秣陵有小江百余里，即有警急，可以安大船，吾方理水军”。

    但是建业却处长江下游，距上游防线甚远，一旦有警，难以及时增援。而武昌则扼孙吴长江防线中端，上可援救西陵，也可防曹魏南下掠南郡；下可策应皖口c濡须c牛渚等地的军事行动；同时还可以统兵经汉水，北上击襄樊，进而震慑中原。

    孙吴凭借西陵c濡须c武昌c建业等军事重镇各扼长江防线的险要之地，以成枢纽，上下策应。此外还多置水师船舰游弋于长江上下，以备不虞，整条长江防线上下呼应，一气呵成。又布重兵于长江沿岸，以其境内的长江为依托形成一条不可轻易逾越的防线，如此孙吴得以立国江东，北拒曹魏，西抗蜀汉，这条长江防线在孙吴实现“限江自保”国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是孙权并不完全甘心于仅仅“保有江东”，欲向江北进取，争夺江淮。当然这也又巩固长江防线之意，从历史上看，如果南方政权不能将疆界推到淮河一线，而是困守长江，它的处境就很危险。这时它只有一道防线，如果北方军队突破长江，它就只能束手待毙了。要是能够在淮河一带建立有效的防线，处境就要安全多了。

    北方政权要想攻取江南，那便要花费很大代价突破第一道防线，再穿越水道纵横的淮南，这个过程要消耗北方军队很大的力量，有时候弄不好还要集体拉肚子。等他们赶到长江防线的时候，就已经不大中用了。而且要他们在穿越千里火线之后，再就地筹办船只渡江，也不大容易。这时候，北方军队往往就只能眺望一下长江美景，天气好的时候也许还可以看看对岸的江南小妞，然后就可以打道回府了。

    所以此后的东吴和北方的战争基本发生在淮河至长江一带，双方反复争夺边境的几座城池，拿壕沟围，拿水淹，搞破坏，搞反间，互相使了各种各样伤阴骘的坏点子，后来慢慢地东吴还是吃了亏，边境防线慢慢地退缩到了长江一带。江淮失守使东吴政权实施限江自保的策略，而防线的后撤使东吴的首都建业（建康）暴露在敌人面前。

    赵昺也知道守江必守淮的道理，但当下江南虽已收复大部地区，但是还有残敌占据城池，平定也需分兵和时间。就是自己极力要建立的长江防线，也只攻取了下游的数个重镇，中游的鄂州和江陵未收复。因而尚无力争夺江淮地区，而即使作为重中之重的襄樊，在他们无法控制江淮的情况下，即使占领也难以守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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