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四人有没有皇家背景不得而知，因手头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供参考，不敢妄加猜测。但从他们的头衔可以看出，他们都是有一定的层次，有一定的修养，有一定的素质的官吏。他们不仅对张宜泉早已熟悉，对他弃“轩冕”就“樵渔”，舍富贵趋清贫的经历也是心知肚明，所以文字中毫不掩饰对他的仰慕之心和崇拜之情。虽张的背景和过往未被提及，但大家心照不宣，有意回避的态度显而易见。这一切恰恰说明，张宜泉在当时是有很高的知名度，最起码在上流社会，或者说在朝廷官员当中是如此。

    贵贤序文中的“轩冕”，指的就是官爵和王帽。“久轻轩冕，溷迹樵渔”就是在影射其放弃王位和皇族身份，出家归隐，在民间度过余生这件事。他们之所以对张宜泉的身份避而不谈，恐怕还是出于“讳知者”的需要。既然要“隐”，就要一隐到底，毕竟此时还是清朝，说的还是一家子的事，“家丑不可外扬”依然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所以，“隐”已经成了“深知拟书底里”人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即便是到了光绪年间，即便是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这个规矩依然要遵守。

    正因为如此，张宜泉的诗稿同样使用了“讳知者”的隐曲之笔，自始自终都以“明修暗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披露自己的隐居生活，反映自己的社交往来。贵贤的序言开篇即曰：

    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然削木为鸢而能飞，所见者犹有鸢也。画龙破壁而飞去，所见者并无有龙矣。非削与画之争乎大小也，彼以人为之而其真不足，此以天为之而其神有余也。

    画龙见神不见形，这样的笔法不仅见诸于《诗稿》，也见诸于《红楼梦》。贵贤的这段评语，可谓一语双关，把张宜泉的文风作了高度概括。他在“非削与画之争乎大小也，彼以人为之而其真不足，此以天为之而其神有余”的文字中，把张宜泉比作“天”，比作“神”，由此便引出了其真龙天子的身份，引出了其皇族的背景。由此可见，《红楼梦》的底细和真相，不仅同时代有人知道，就是到了一百年之后的光绪年间依然还有人知道，这三篇序跋就是这方面的有力证据。

    然而，在1889年还有人知晓的秘密，怎么到了离它不远的二十世纪便成了无人知晓的世纪之谜了呢？这个现象有些不可思议。要知道，正是这个传承的中断，才导致了后来关于《红楼梦》的大争论，这个争论几乎把整个社会的名家学者都卷了进去。观点五花八门，认识各自为政，答案莫衷一是，从来没有达成过共识，这在中国的文学史上也是少有。正好应了作者的那句话：“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现象？究其原因恐怕还是与作者本人有关，与其奉行“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的行为准则有关。作者把宝玉之情定义为“意淫”，里面就包含了对“真事”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要求。也就是说，凡知情者只能以“意会”的方式进行评论和传播，绝不允许直言不讳，绝不允许说出内幕，说春真相。

    在清朝时期，对《红楼梦》的评论早已有之，但我们可以明确的感觉到，凡谈论此书者一律采取旁敲侧击，明喻暗指的方式，没有一个人直截了当，这恰恰反映了评论者对作者这个要求的尊重和坚守。比如，戚序本中戚廖生的序言c清话石主人和王梦阮对《红楼梦》的评论c明义c永忠这些宗室子弟所写的相关的诗词，都毫无例外是这样做的。甚至，我怀疑当时流传甚广，颇具影响力的“是书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的说法，恐怕也是这种做法的体现，其目的不是想让人相信此说，而是在暗示：《红楼梦》是一部具有清宫秘史性质的书。

    一生都对《红楼梦》十分痴迷c自署“红楼外史”的高鹗，在谈论这本书时，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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