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不稳定或者劳动力市场出现大的变动导致对劳动力市场限制的增加，最低工资标准才有可能制定。正像前面所说的，那些对雇佣体制的限制也已经出台了。同时，在一些先进的行业中，中国工人必须掌握复杂的科学技术，中国公司实际上也正在经历劳动力短缺，这种发展趋向会有助于最低工资标准的形成。

    美国的储蓄和消费习惯与收入并不是相对应的。也就是说，由于美国人固有的乐观主义精神，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消费倾向。美国人不会考虑自己有没有更多的钱，也不论产品的价格如何，他们总是喜欢花光自己口袋中的所有钞票，甚至有时候还会借贷消费。这就是为什么解决中美之间账户不平衡的问题需要中美两国共同努力。

    我认为，有一种解决办法是非常有效的，即不断上调中国汇率。

    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仅有一个问题可以促使中国尽快做出货币调整的决策，这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在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甚至还有可能遏止政府对人民币升值给一些国有企业带来负面效应的担忧。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还呈继续蔓延之势尤其是这已经影响到食品和服装行业，这种结果会带来更加紧张的状况。最终，中国决策者可能会被迫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即在保护国有企业和承载高通货膨胀所带来的政治和社会不稳定之间做出选择。或者他们也有可能接受一种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但会减缓经济发展趋势的强势的货币走向，但如果这样做就会使一些国有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化。毋庸置疑的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在此问题上所做出的选择也会影响到全球经济。

    拥有一份杂志一个很大的兴奋点是，出版商会时常寄送一些免费的书以供评论。在2007年年初的一天，天相当冷，我正坐在我位于华盛顿的办公室里读一本名叫《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的书，这本书的作者是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D威廉姆斯（Anthony D. Williams）。这本书的核心主题是：“人们对信息技术不断增长的易获取xìng已经使得每个人都可以轻松地获得自己所需要的用于合作、价值创造和竞争的工具。这也把人们在每一个经济部门参与创新和进行财富创造的激情释放了出来。数百万人已经加入了自我组织的合作之中，凭借这种合作，他们可以生产新的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以便同世界上资金雄厚的大企业进行竞争。这种新的创新和价值创造模式被称为‘并行模式’①，其特点是，众多的人和公司公开开展合作以推动本行业的创新和产业发展。”

    当我读到这些语句时，我想，实际上，两位作者真正想说的是，现今，互联网所代表的是进行大规模合作创新的新工具。这一点意义重大。我那20多岁的孩子们就整天与互联网生活在一起。比如，如果我在《华盛顿邮报》上看到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坐在旁边的他们在看到后会习惯xìng地站起身来走到自己的房间，然后在电脑上浏览这篇文章。我相信，在未来的10年时间里，变动不居的企业文化会继续把经济搅得“天翻地覆”，或许还会带来一场“互联网企业文化”的革命。

    预言中国有一天将会引领世界，可能要比以前人们所预言的日本、法国、前苏联和阿根廷有可能会引领世界更让人确信。但不要把印度这匹候选中的黑马算在内。我没有单独就印度的经济写作一个章节，因为印度经济同中国经济相比，对全球经济体系带来的影响还是相当小的。印度不是一个主要的资本出口国，其制造产业的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印度的经济增长率也没有达到中国那种其他国家难以望其项背的程度。

    当然，由于拥有大量教育素质良好、能熟练使用英语的中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