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每个人写文章的时候，都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可。[书库][].[].[com]所以在我们的电脑屏幕前，或者是纸稿上好像总会有一个看不见的人与我们对话。

    我们希望什么样的人来看我们的文章呢？大概最好是那些能得到自己认可的读者，儿童、文盲、甚或“群众”大抵都不在我们的言说范围内，与他们说话很少能有效益，也不值得我们脑酣耳热大费周章。曾有人说，每个作家都是一个自卑与自负的结合体，书未付梓时誊改再三，仿佛每一处都有不妥，真要是到了成名以后，又演讲又开会，讨论写作心得仿佛每一处都见出好来。

    《达尔文1859》是一本少儿读物，开篇的序言很有意思。江晓原说，有些大人觉得大人之间才可以讲真话，大人对小孩还是要讲假话。的确，这在我们绝大多数人眼中是习以为常的熟情。这里隐藏着这样的逻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要根据双方之间在信息位置、话语能力的不同而有所控制。这种控制，就是通过语言能力对言说实施宰制，本质上就是政治。我是宣传部，你是群众，新闻稿是我来发的，我就要控制，把新闻稿改成我喜欢的样子，但是在党委会内部，我们可以发内参，可以讲真话。这就是放大版的大人对小孩讲假话。因为你想，大人和小孩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信息和言说能力的差别。这种差别同样存在于大人们中间。既然总会有“强”的大人，就会有“弱”的大人，“强”的大人控制言说就是合理。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与大人对小孩讲假话完全一致。

    我们对这种语言的政治实在太熟悉了。但凡向别人夸耀自己的文章好，扯虎皮拉大旗是必须为之的。“诺，你看看”八成讨不了好，要是换成“某某某觉得好”立刻就不同了。这种政治还往往表现在对文本的各种删节、修改、断章取义上，为尊者讳就是中国古代修订文字的一大传统，领导和老爸在文章里连名字也是提不得的。

    但凡历史书，都要删减大量的文案，仅留下几句话，把重点放在重要人士的争锋相斗上。历史意识就是对政治化后文本的天生怀疑。通过历史的手法，把那些文本历史去文本化，去政治化，才能把真正的筋骨露出来。可是在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当代，所有的政治都会被文本化，所有的文本都会被政治化，你只看得见字，看不见人，看不透字里行间的来龙去脉。但你浑然不觉，引以为真，将“大人”对自己说的假话视作事实，却又只能在真正的事实前碰得头破血流。

    作为原始文本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具有历史真实的，但是作为我们印象中的物种起源、进化论和达尔文却仅仅具有政治真实。

    比如说，我们一想起进化论是不是本能的就和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呢？所有近代的第三世界崛起的民族主义语境是不是都立刻能找到达尔文这一根源呢？但其实未必是，在达尔文的原始叙述中，所有上一级物种的后代随机获得遗传学特性，各种遗传学特性面临自然环境的筛选，部分属性会因为其自身的优势而凸显出来，当这种突出部和原物种之间的中间层越来越窄之后，新的物种就会诞生。在这个过程中，参与选择的绝不是集体的物种，或者是物种中的类，它首先是个体的适性在普遍参与后于无秩序中产生有秩序的过程。这分明就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经典观点，而众所周知自由主义和强调制度理性的国家集权理论水火不容。同一种学说在不同的视野下发生了怪异的裂变。

    当代著名东方学学者萨义德曾说，人总有一种站队的趋势。此时与他同时代的学者们正扛着文化研究、新左派、新右派等等大旗，忙着攻城略地划分势力。现在想来，学者自己将自己划入某个阵营，倒也好过了他人的涂抹。问题在于，为什么种种政治力量总要寻找新的依附，拿包装后的真实作为自己的武器？是不是政治终于还是要在真实面前甘拜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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