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要真的受到很沉重的打击，痛苦到了极点的时候，你反而有了一种觉悟。我大女儿的去世这件事，使得我反而有了一种觉悟，使我下决心回国教书，给我的生命找到了一个新的支点。所以我摘取了我的大女儿、女婿各自名字的一个字做了这笔学术基金的命名。

    六、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

    我们的研究所还得到了澳门实业家沈秉和先生的赞助，说来也是有一段因缘的。

    2000年6月，有两个会议邀请我去参加，一个是台湾“中研院”举办的第一次汉学会议，一个是澳门大学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词学会议。台湾的会议在前，澳门的会议在后，我就先去了台湾。那一年到机场来接我的，有“中研院”的人，还有台湾大学、淡江大学的校友。还有台湾媒体的记者知道我来了，也跑到机场来采访。那天很热，我刚下飞机很狼狈，背着自己的行李包、皮包，手里捧着鲜花，记者还要给我拍照。我的一个学生姚白芳也来接我，她看我拿这么多东西就说“你把皮包给我拿着吧”，我说好，就把皮包给了她。等记者拍完照了，我就找姚白芳问：“我的皮包呢？”她说：刚才有一个同学，是个男士，看我拿的东西多，说帮我拿着，我给了他了。我说，那是谁呀？姚白芳说一定是老师的学生吧。结果问了所有的人都没有找到那个人，那是外边的人混进来，把我的皮包给骗走了。我的护照、驾照、信用卡、机票，所有的证件都丢了。本来计划台湾的会议结束后，隔一天我就到澳门去开会。澳门会议主办人施议对先生打电话跟我联系，我只好告诉他我的护照、机票都丢了，我不一定能按时去开会了。

    姚白芳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她也很能干，她马上帮助我联系去补这些资料。我那时已经是七十六岁的年纪了，不过身体还好，大热天，我除了开会，也跟着她跑。还好，加拿大在台湾有个临时办事机构，给我补发了一个临时护照，最后还赶上了澳门大学的国际词学会议。就是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沈秉和先生。

    开会那天，我匆匆忙忙赶到澳门，他们还让我作了主题讲演。第二天，澳门大学安排我们去参观大三巴，还参观了一个小公园，里边有很多荷花。参观回来吃饭的时候，通知我们晚上有人宴请。晚上的宴会上，沈先生夫fù就坐在我旁边，那时我对他们一点印象也没有。主持人让宴请人讲话，沈先生就到前边去讲了。他讲话的时候我才注意到他，因为他讲的内容跟我平常写的关于诗词评赏文章时的想法非常接近，我感觉他是一个对于诗词很有感受的人。沈先生讲完话，还是坐回到我旁边。吃饭的时候，沈先生跟我说：等一下吃完饭，你不要跟他们大巴一起走，我还有事情要跟你谈，然后让我太太的车送你回去。饭后我就留下来了，沈先生跟我说：听说你在天津办了一个研究所，我想给你们一点点赞助；你回去以后，要把详细的地址给我，我们好跟你联系。我们谈完以后，他的太太陪着我，让司机开车把我送回了旅馆。接下来一天大会结束，又请大家吃饭送别，这次沈先生跟我不在一张桌子上，吃完饭他又专门来到我的桌上跟我说：叶先生你一定要记得昨天商量的事情，回去以后给我详细的地址，我们好再联系。我就答应了他。沈先生自己喜欢喝茶，他还送给每一个开会的人一袋很讲究的茶。

    澳门大学的会议结束后，因为刚放暑假，我没有回南开，而是先回了温哥华。我回到温哥华以后就给沈先生写了一封信，当然写得很简单。我说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这么热心，这次在会上碰到他很荣幸，并且简单介绍了我们研究所的情况。过了几天，沈先生就给我回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沈先生的信写得非常好，真的可以说是不俗。以前我听到他的讲演，只是觉得他是一个对诗词很有感觉的人。我给他写的第一封信，就是随便写的，这回看到他的信，我才觉得沈先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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