摸得着。

    篇幅所限，我不能在这里再评论因为世界复杂，理论一定要简化，或上世纪五十年代经济发展学说的一无是处，或宏观分析一落笔就打三更，或机会主义之类的博弈分析只是说故事，无从验证。我要说的是七十年代后期起，经济学者的兴趣一般是与真实世界脱离了。不知世事，问为什么不是有点胡里胡涂了？理论多多，但一般与真实世界扯不上关系，是今天经济学发展的悲哀。

    我对后者不幸发展的解释，是越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大学转向算助理教授发表文章的数量及发表学报的名头来作为升级或加薪的准则。出道于越战之前，我用不着担心薪酬要与文章数量及学报品牌挂钩。自由自在，想到过瘾有趣的，调查、思考到忍不住时才写出来，潇洒得很，虽然每件作品都经过一段艰苦历程。在我之前的经济学者，是好是坏都可以这样潇洒一番。越战后不久形势开始转变。

    七十年代中期，老师艾智仁给我信，说「愤青」在学术界出现，很头痛。其它大学，包括我在西雅图任职的华大，也有类似的困难。当时助理教授升级或加薪是由大教授品评、话事的。一些助理教授问：「你们这些老头子算什么？有多少文章在名学报发表过？懂数学吗？凭什么资格决定我的前途？」事实上，除了三几家名校，大学中也真的有不少没有跟进学问的老头子，发表文章的数量远不及数学与统计皆可应付的后起之秀。数文章与论学报之风于是成为定局。可悲的是再没有重视趣味与真实世界了。有名牌学报收容，算；书不算，没有评审过关的也不算。问题是替学报作评审的一般低能（高能的通常没有时间评审），而那些所谓名学报，动不动要「审」几年才可以过关。撒网政策的行为于是普及。为了饭碗，没有谁会那样傻，花一两年时间去考查一个题材才动笔。要知道世事从来不易，在不多发表必遭淘汰的情况下，再没有谁像我当年，可以奢侈地调查思考十三年才动笔写《公司的合约本质》，或奢侈得像我今天那样，跟进中国二十九年才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是的，局限不同，今天没有谁可以写得出像高斯一九六○的《社会成本问题》那种需要深入调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学谋生计的不可能写得出《国富论》那种伟大作品。

    年多来高斯两次来信，提出如下的问题：「有趣的经济学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国再搞起来吗？」我见自己也日暮黄昏，很久没有回应。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若有所悟，给他信，说：「你提到要试把有趣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不是毫无希望的。网上的搜索说，『高斯定律』及两个其它译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过十万次，远比英文世界为多，而我只几年前发表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被提及八十八万次。每次到校园讲话，无数学生拿着《经济解释》求签名。有人从网上打印下来大量复制，批发零售，售价整套只两美元。听说从西方名校回归的教师很头痛，因为他们教的跟我说的是两回事！」

    这次「《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更让我看到经济解释的生机：征求得有趣而又值得发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象来得容易。在神州大地，古灵精怪的有趣现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确也不少。如果每篇值得发表的纯作解释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币五千，在国内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为《经济解释》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总稿酬二十万，售价但求与印制成本打平，找义务编辑、选文的用不着老人家，几年后有机会把经济解释的兴趣普及神州！

    每年筹经费二十万容易，五十万不难，一百万也可以吧。季刊售价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学问之道，纸张用不着高档次的，学子订购应该无数。不容易想出对教育更相宜的贡献了。困难只一个，简直无从过关。那是要在国内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点止登天简单？挂人家的牌出版不难，但不可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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