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阳光穿过窗棂，懒洋洋地爬上了我的床头，看了眼桌上爹留下来的小闹钟，已经过了11点了。

    

    我头昏目眩地爬起来，感到颊肿齿胀，半边脸还肿着。其实，比更受伤的是心灵，进厂做了城里人的那点虚荣，在昨天下午被张胖子和一撮毛小李彻底撕碎了，让我感到了无比地羞愧和耻辱。

    

    春日午后的阳光，已经有了暖融融的气息，我就着白开水吃完半张风干的煎饼，身上才缓过了一些劲来。我拖着两条腿踱到了前院，坐在招待所小楼前的水泥台上，目光空洞地望着四周。阳光下的小院此刻宁静而安详，就连那群整日在老银杏树上打闹的麻雀，都不知飞到哪里去了。

    

    我住得这个纱厂招待所，与一般意义上的招待所不同，它不是为了接待外面来客，而是专为本厂职工fu u的，可以说是方便大伙的一个临时安置点。每年春节前后，当这些女工的丈夫们（也有极少数的男工家属）来探亲时，她们可以向车间申请，再报请厂办批准后，来厂里的招待所住上一个假期。据说每年春节这里都会住客爆满，张胖子和小李一伙猥亵地叫它“xx所”。当然现在春节早就过了，人去楼空，我来的这段时间，还没人来住过。

    

    厂招待所只有一个管理员，就是行政科长钦大肚子的老婆，这是一个长着双疤眼的胖女人，爹让我叫她为曹姨。我这次来接班时，爹专门抓得那两只小公鸡，在我去厂里报道后的当天晚上，就被爹送到了他们家里。爹请她多多关照我，允许我继续住在招待所的配电间里，疤眼曹姨望着扑棱棱的小公鸡，眉开眼笑地一口答应了下来。

    

    疤眼曹姨平时不来这里，招待所里里外外的一大串钥匙，就常年挂在我住的配电室门后。一般有人要来住时，都会到家里去找她，把批准的手续交了，她才会晃动着滚瓜溜圆的身子，把要住宿的人带过来。这里平常都是爹帮着照看，现在又换成了我，疤眼曹姨继续落个清闲自在。

    

    上个星期天，我在百无聊赖中，打开了招待所楼上楼下的每个房间，搜遍了里面的角角落落，找到了两张过期的饭票，一把断了齿的梳子，几个废牙膏皮和一大堆旧报纸。在一张床板的芦席下，我发现了一个泛着腥臊气味的乳胶套，我拎着它前面凸起的圆头，仔细端详了一番，认出就是我小学同桌三红吹过的那种气球。我气恼地随手扔到了门外，竟然一下子粘到了银杏树的枝杈上。

    

    三红他娘是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她曾在抄我的作业时答应送一个给我玩，第二天我兴冲冲地问她讨要时，她却推说忘带了。她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忘带，直到我把这事也忘了。后来就因为这件事，我和三红结下了“仇”，后来又和三红她哥结了“仇”，为此带着两村的孩子相互常年打斗，直到我这次来接班前都没有停止过。

    

    我坐着无聊，心里有憋屈的难受，抬眼看看天色尚早，就想着出去走走。说实话，进城有一段时间了，我还没真正上街去过呢。

    

    我锁好了招待所的院门，踏着路牙石出了生活区。星期天马路上赶集的人流熙熙攘攘，我沿着人民路一直往东，走了大约有十多分钟，就看到了城中心那座高耸的古钟楼了。

    

    午后的阳光有点刺眼，我站在古钟楼下，手罩在额前，仰着脖子去看那块斑驳的牌匾，“玉震金”我努力想要认上面的最后一个字，身后却突然传来一个沙哑的呵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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