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说在这个时代，地方士民百姓的反抗程度和心理阙值，其实是维系在这些地方大族士绅所主导（被代表）的，所谓“乡愿”“舆情”手中的。只要能够剪除、铲除的干净一些，光靠恐怖手段造成的心理威慑，也是能够将统治继续维系下去的。

    所以在当地，义军重新发卖了一批俘获的土蛮青壮为佣奴；又以此为代价赎放了许多城中奴婢为民籍之后，交州城中的在册丁口，居然一下子增加了两三万之多。

    当然了，义军提供的赎放也不是无偿的；一方面是太过容易得到的东西不见得会被珍惜，或者说免费的东西并不会使人感恩多久；另一方面则是半强迫性给他们一个适应过程，以及重新学习谋生手段的机会；

    这样，才不至于令其因为生计无所着落，而变成新的社会问题和隐患。这也是在潮循各州和广府期间，所得出来的经验教训和成熟模式。

    这些释为民籍的奴婢，先要在义军所属的工场或是作坊，沿海的田庄和港口里干活上数年不等，才能算是清场了代付的赎身之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原本缺少生计手段的他们，也自然而然和义军产生了羁绊和牵连了，而在日后具有相当高继续留下来或是成为义军拥护群体的概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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