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昌明的时世，那是最衰微的时世；那是睿智开化的岁月，那是混沌蒙昧的岁月；那是信仰笃诚的年代，那是疑云重重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季节，那是长夜晦暗的季节；那是欣欣向荣的春天，那是死气沉沉的冬天；我们眼前无所不有，我们眼前一无所有；我们都径直奔向天堂，我们都径直奔向另一条路——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同现今这个时代竟然如此惟妙惟肖，就连它那叫嚷得最凶的权威人士当中，有些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字来表示它的程度。

    那时候，英国的宝座上坐的是一位地阁方圆的国王和一位容颜欠佳的王后；法国的宝座上坐的是一位地阁方圆的国王和一位容颜姣好的王后。在这两个国家那些享有高官厚禄的肉食者们看来，有一点比水晶还要明澈透亮，那就是江山永固，国运绵长。

    那是我主基督降生后的一千七百七十五年。在那个幸福的年代，英国正如现今一样，得到种种神灵的启示。索斯考特太太新近才过了她的二十五岁大寿，禁卫军中一个能够预言吉凶的士兵早在她的大驾光临之前就已预先宣告：诸事已安排停当，就要淹没伦敦和威斯敏斯特。公鸡巷的鬼魂叩击发出它的种种信息，然后遭到驱逐祓除，也只不过刚刚满了十二个年头；而在刚刚度过的这一年当中，那些精灵鬼怪又叩击发出它们的种种信息，与原先相似得令人惊异。真正符合俗世人间的信息，从美国那些英国治下臣民的一次会上发出，最近已经传到英国朝野。说来也怪，这些信息对于人类，竟比公鸡巷鸡窝里随便哪只鸡雏传出的信息更为重要。

    法国，从总的方面来说，有关神灵方面的种种事物，没有她那位以盾牌和三叉戟为记的姐妹那么幸运，正在畅通无阻地走着下坡路，制造纸币，花用纸币。除此之外，她在她那些基督教僧侣的指导之下，竟取得了如此仁慈的成就聊以自娱，诸如给一个年轻人判刑，剁掉他的双手，用钳子夹掉他的舌头，然后把他活活烧死，只因为他没有在雨地里双膝下跪，向从他眼前五六十码处走过的一队龌龊的僧侣致敬。

    很有可能，在那个受难者赴难之时，一些植根于法国或挪威森林里正在生长的树木，已经让名为“命运”的伐木人打上标记，以备砍伐，锯成木板，做成一种带口袋的刀子和活动木架，名垂青史，令人心惊胆战。很有可能，在紧邻巴黎的那些粘湿的土地上，一些庄户人家屋子外边搭的简陋窝棚里，有些做工粗糙的大车，就在那一天在那儿躲风避雨。这些车上溅满烂泥，肮脏不堪，猪鼻子在上面嗅来嗅去，家禽在里面栖止休歇。这些大车正是名为“死亡”的庄稼人搁置起来，作为那次革命时供他驱使的囚车。不过，这伐木人和这庄稼人，虽然无休无止地劳作，但他们都是一声不响，而且他们走起路来都蹑手蹑脚，谁也听不见他们的声息；尤其是因为，如果有谁心存怀疑，以为他们已经觉醒，那么谁就要被视为谬天背神，大逆不道。

    在英国，几乎没有什么秩序和保障可供国家自矜自诩：明火执仗的夜盗和拦路抢劫在京城之内夜夜发生。各家各户公然得到告诫，离家出城必须先将家具寄存家具商行仓库保管，以策安全。夜深月黑之时的劫路强人，正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行商坐贾。他以“头领”的身份，拦劫同路商贾，如果有人认出，并对他明确表示要较量一番，他就飒爽干脆地打穿他的脑袋，策马扬长而去；七个强盗拦住一辆邮车，一个护卫打死了三个强盗，随后自己也被那另外的四个强盗打死，“盖因弹尽之故”，在这之后，不动一刀一枪，邮车就给洗劫一空；那位堂堂一邑之宰c伦敦市长大人，让一个强盗在特恩厄姆草坪截住，要买路钱，这位声威赫赫的人物就在自己扈从的众目睽睽之下，让这个强盗搜掠殆尽；伦敦监狱中的囚犯和狱卒大打出手，于是司法当局用装好霰弹和子弹的火枪，朝他们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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