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屈辱欺凌的奋斗精神。这种向上向善的不懈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开拓前行的不竭动力，也是我们能够以国际第二大经济体的矫健身影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内在原因。

    **历史发展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伴随我国改革开放逐步迈入深水区，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推行和商品经济浪潮席卷社会的每个角落，我们生活肌体的每个感知器官都或多或少地飘落着利益的尘埃。这使我们的作家一方面不自觉地更多看到生活的不堪、龌龊、肮脏和罪孽，另一方面自身也不同程度地陷入市场化、工具化写作的浪涛中随波逐流。于是，解构崇高、轻蔑英雄、调侃历史、讥讽道德一度成为时尚，热衷表现人物的欲望和隐私、热衷描写生活的庸常和无聊、热衷展示人性的阴暗和卑劣，成为一些作品的家常便饭。我们的文学之所以出现“情义危机”的病变，缺乏源自情感深处的善与爱，作家在实用主义流感和功利化病毒的侵染下、主体人格萎缩和精神高度下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三.文学的“情义危机”病菌的滋长和流行，还与长期以来我们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片面理解不无关联。

    不论是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19世纪欧洲文学，还是以鲁迅为先导的中国现代文学，其主要作家多半高擎现实主义大旗开垦生活，塑造典型。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包括陈忠实、贾平凹、莫言、韩少功等人的作品，基本都坚守现实主义立场，比较善于打捞、刻画、揭露、针砭生活中的负面客观真实，具有较强的披露矛盾、批判现实的能力，这是完全必要且非常宝贵的。相对而言，作为人类精神的创造性产品，我们的小说创作比较缺乏对生活中正面因素、正面形象的塑造能力，缺少对正面价值、正面思想和情感呼吁、呐喊、倾诉的声音。其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不仅注重揭示和剖析社会的阴暗面，也注重挖掘和展示生活的亮点和希望；不仅看重批判社会阴暗面的准确性和深刻性，更看重作家对人物命运前途的深切关怀和真切同情。

    雷达先生曾在《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批评有些作家沉湎于负面生活的描写，如莫言的《檀香刑》对死亡、虐杀、屠戮的极致化表现，“似乎是为了写恶而写恶，作者陷入了对‘杀人艺术’的赏玩趣味，作者陶醉在自己布置的千刀万剐的酷刑中，在施虐式的快感中不能自拔，有时情不自禁地为人类制造灾难的残暴而歌唱，这就足以看到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精神力量的薄弱面”。其实，这种现象并非个案，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雷达指出：“在当代中国文学的相当一些作品中，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只有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只有吐苦水的能力，或者只有在文本上与污垢同在的能力，这往往被誉为直面现实的勇气，或被认为忠于真实。而实际情形却是，没有呼吁爱，引向善，看取光明与希望的能力，甚至没有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这与作家拥有的文化资源，思想资源，精神资源有极大关系。由于没有永恒的人文关怀，没有相对准则之外的长远道德理想，人的灵魂总是漂浮和挤压在暂时的处境之中，像风中的浮尘一样飘荡无依。对当今的文学来说，最迫切的也许莫过于精神资源问题”。这里所谈文学创作“精神资源”匮乏现象，完全可以涵盖和包括我们所讨论的“情义危机”问题，也说明“情义危机”并非文坛初犯或突发之病，而是在不同程度上时有发作、久拖未能根治的顽症。

    四.如何治愈这一顽症？

    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作家，除了作家需要全面提升精神高度和情义浓度等内在素质外，还要在创作观念上消除一个误区，即描写生活中正面因素、正面形象往往难以产生震撼人心佳作的误区，才能更多更好地关注和开掘生活中的真善美，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