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云喝了两口茶，顿了一顿，续道：“二十年前，那时我还是个车夫，赶着骡马走南闯北，最北到过关外的漠河，最南到过儋州。

    那会儿还是穷汉一个，几匹马、一套车，便是全部家当，加上漂泊不定，自然是谈不上娶妻生子的了，好在大伙儿几个赶车的相互依凭，混口饭吃倒是可以。如此一想，倒也乐得个逍遥快活。

    那年隆冬大雪，哥儿们几个押一车毛皮从塞外到扬州。

    车队一行走到扬州地界，距扬州城尚有五十里地。

    我心里盘算着这一车货到扬州一卸，这一程起码能挣个三四两银子，顺带到扬州城买些丝绸回家给老爹老娘做套新衣裳过年。

    从塞外赶车也是够苦的，那鬼地方撒泡尿都顷刻变成冰坨子。我老家在韶州，虽说有些年份也能见到冰雪，但终究与北国的严寒有天壤之别。

    那时我耳朵冻得长满红疮，又痒又痛，嘴唇也被冻裂了几道大大的口子，一舔一口血。

    这一日忽然下起了偌大的风雪，积雪有二尺来厚，马儿一脚深一脚浅的走着。大伙儿都冻得瑟瑟发抖，只能抱着马儿的脖子取暖。

    一路的走走停停，停下来的时候还得不停的跺脚，只要你不动一会，腿脚马上失去知觉，懒洋洋的想睡过去，许多赶车人就这样一睡，便永远醒不过来了。

    那时大伙一边不停的跺脚一边用家乡话骂：‘蒲你阿母，这都什么鬼天气！’不少人‘鬼老天、贼老天’的咒骂个不停。

    那会儿我们个个都是些粗人，脏字自然是不绝于口了。

    我把手伸进我‘红孩儿’的鬃毛里取暖，‘红孩儿’是我的马，那年四岁，正当年轻力壮，它呼哧呼哧的喘着气，不一会马鼻上便结了薄薄的一层冰霜。

    我心痛之极，生怕累坏了它。嘿嘿，干我们这一行的，其实对自己倒不怎么在乎，反正贱命一条，值不了几个钱，然而心疼牲口，牲口要是病了垮了，一家老少生计便没了着落，所以风雪一大，我们自个儿不穿也得把大衣盖牲口上。

    可能大伙要问了，这车上不是装着皮货么，哪里还会冷的着？大伙儿可有所不知了，咱们赶车押货的，不说有东家的伙计跟着，我们自个有带头的老大，就相当于带路的头马、头骡了。

    车上的货物那是万万拆不得的，谁要是起了坏心眼，那就甭想在这一行混，不单止以后没了主顾帮衬，行里的叔父也会将你逐出门墙，在乡亲面前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咱们这些个赶车的是穷，然而却穷得有骨气。

    说来我和‘红孩儿’也是有缘。有一回我到蒙古贩茶，在半路遇到它，它那会瘦的皮包骨，病恹恹的，它的主家牧民说只要五斤茶叶就让我牵走，要不是过几天也是把它宰了吃。

    我心中不忍，用五斤茶叶换条牲口的命，也是不亏的。后来我到城里牵着它到一老郎中那瞧瞧，那老郎中把病马当病人治，‘红孩儿’吃了几服药，气息愈来愈好，不几天居然又活蹦乱跳起来。我这一好心捡了个大便宜，老天其实待我也是不错了。

    我们的车队走走停停，风雪却愈来愈大了。幸亏我们还剩一坛子老白干，每人轮流喝上一口，身子才稍稍暖和了些。

    在急风朔雪中，忽然远处红影晃动，一人从远处正向我们这边走来。

    那人来得好快，待那人走得近些，我才看清是一名身穿红色僧袍的僧人，年纪约莫四十出头吧，只见他僧袍鼓荡，也不知是风吹的呢还是他怎弄的，他走在雪地上轻飘飘的，仿佛不甚用力，又好像御风而行一般。所过之处，雪地上只留下浅浅的印痕。

    那会儿我虽然是个赶车的粗人，但也学过一些粗浅的拳脚功夫，这红衣僧人轻功虽算不上踏雪无痕，但也是极高的了。

    红衣僧人身后十余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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