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王进贤在山东忙着，魏忠贤在北京也忙着。作为新的皇权全权代理人，魏忠贤开始大展身手。你还别说，甫一上任，这个文盲的一招一式还真是有模有样，不用说，肯定是有高人在背后指点。

    首先就是继续打击政敌。在这件事情上，突出的显示出魏忠贤的流氓无产者风格，简单直接粗暴——肉体消灭——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没有底线，不计后果，无限扩大化——赶下台还不够，还要捏造罪名，赶尽杀绝，先有“六君子案”，再来“七君子案”，凡是上了魏忠贤黑名单的，假以时日，都难以逃出生天。显示出魏忠贤除恶务尽、战斗不息、不计后果、不留余地、根本就不是一块搞政治的料的小混混的政治斗争风格。在肉体消灭的过程中，阉党还对受害人施以酷刑，这倒是不能说一定是魏忠贤的授意，或者说是魏忠贤的本意。但是魏忠贤所拔擢的锦衣卫这批人都和魏忠贤一样，属于地皮无赖之流，与魏忠贤有着共同的恶趣味和价值取向，实施酷刑、屈打成招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他们必然的招数，所以魏忠贤对酷刑之类的事情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因此对汪文言、杨涟等人的迫害，虽无魏忠贤的明旨，但是魏忠贤难辞其咎。这完全不是士大夫们斗争的风格，也不属于正常的政治斗争。想一想徐阶和严嵩之斗；高拱和徐阶之斗；张居正和高拱之斗，无一不给对方留有余地，也不以杀伐、残忍为能事。

    所谓的“东林党”只是一个无组织、无纲领、无定员的朋党。其实是否是朋党也两说，起码被列为东林党的成员不承认自己是朋党。孔子说君子“群而不党”，因此东林党人总是把自己的政敌称为“邪党”、“阉党”、“齐党”、“楚党”，对自己却只称“正人”、“君子”，连“东林”二字都极少使用，“党”字更是绝口不提。同理，“东林党”是他们的敌人指认的，而真正使“东林党”扬名立万、名垂青史的也恰恰是他们的敌人。如果，“东林党”的作为仅仅是在万历年间和所谓的“邪党”进行正常的政治斗争的话，那么他们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名气，“东林党”这个名词很可能会淹没在史海书林当中。“东林党”比之他们所谓的“邪党”确实有一定的正义性和先进性，但是总的来讲，二者处于同一历史阶段，差别尚不大。是魏忠贤的介入使得“东林党”不断的明晰化，同时也具有了很大的正义性。在打击东林党的过程中，阉党也逐渐形成。作为阉党领袖，魏忠贤也确确实实使得所谓的“邪党”变成了真正的邪党。

    二、

    大约在天启四年冬季，在阉党臣僚们于奏疏中不断揭批东林人士党私误国的同时，一些政治传单式的小册子，如《东林点将录》、《东林同志录》、《盗柄东林伙》之类，纷纷问世。这一类小册子最初并非用于宣传，而是为了让大权在握的文盲魏忠贤和他在宫内的助手们了解朝中的政治格局，对朝中比较重要的官员的政治立场、政治倾向做一番认定，以利于当他们办公时分清敌我，避免误漏。这些小册子颇显魏忠贤及其小伙伴的恶趣味。比如《东林点将录》以《水浒传》梁山好汉排座次为蓝本精心编制了东林骨干109人，除被称为“托塔天王”的李三才外，正合36天罡、72地煞之数。《盗柄东林伙》中的“盗柄”和“伙”，就充满了恶意，内容上也“词极丑诋。”这些恶趣味，凸显了魏忠贤及其亲密小伙伴在政治上的无能、趣味上的低俗，也昭示着阉党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

    而在《三朝要典》这件事情上，阉党展示出了高出魏忠贤及其狐朋狗友认识水平的政治斗争高度，这就不是阉党中魏忠贤及其亲密小伙伴们的作为了，显然是阉党中有知识、有文化的原来所谓“邪党”之流的杰作，但是不免沾染了魏忠贤之流低俗的价值趣味。

    天启五年初，阉党刚刚获得政治权力，立即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树立全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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