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火，侵吞万石之大案屡见不鲜！

    万历条鞭之后，朝廷田赋杂役，一体纳银，然仍是以田亩之数c粮额多少计征。各县一石折银之数，大不相同，繁复无加，虽有经年老吏，亦不能尽识。故官府虽有防弊之策，定里甲归于粮长，建木柜以收银（收银子的带锁柜子），增派柜头，柜头之上有总书，总书之上委典吏，又更定鱼鳞图册c清查户籍人口，凡此种种，仍然是奸弊重重，防不胜防。士绅本为地方豪强，又有师生同盟强援，故而仗势不缴。粮长包赔粮额，又惧怕士绅，只得逼迫小民。年初民乱，盖多为此！”

    朱平槿年初率军平乱，对大明朝地方上的积弊非常了解。他无需向田骞了解基层民意，他急需找到一条不用或少用阶级斗争而富国强兵的路。他打断了田骞层层推进的逻辑，直截了当问道：“蜀中并无粮长。先生是要王府当这乡吏否？倘若如此，士绅不纳粮，王庄如何向官府借力？”

    大明除了江南沿海个别地区以外，总体来说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如硬要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也只能加上一个后缀：“萌芽”。大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无非是自给自主的自然经济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制度体现而已。

    老百姓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吃的c穿的c用的各种生活物资都尽量自己生产，一般无需上街购买。百姓如此，各级政府亦是如此。官府向百姓征收赋税，实现政府功能，也是自给自足的原则。当地的事情当地做，当地的事情当地出银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明的税赋实际上有两大块：税（赋）和（劳）役。

    税是国家征的，负担宗室百官俸禄c军费开销以及皇帝的宫廷费用；役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收的，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的管理费用。

    举个例子：比如黄河修坝c运河疏浚，非国家层面组织不可，所以沿河数省百姓都要分担劳役；地方上搞一些小的工程，比如朱平槿特别关心的都江堰岁修工程，影响范围仅限于一省数州府，所以由四川官府组织劳役。

    至于各级官府养的吏员，大部分都是没有国家财政预算的，所以这些人的薪水只能由地方征收。

    因此，如要粗略把握大明朝税收结构的特点，可以简单将其理解为国家（国税）和地方（省c府州c州县c里甲多级力役）的分级税收结构。

    大明的国税标准极低。明初，太祖定天下官c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535石），民田减二升（335石），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855石），没官田一斗二升（12石）”但对于苏c松c嘉c湖地区，太祖怒其原为张士诚效力，于是将豪族及富民田没为官田，且皆依被抄没前的私租起科，形成江南田赋激增，形成有名的“江南重赋”现象。

    由此可见，大明朝立国之初的国税税率极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民田的税率仅为168，这比起朱平槿前世动辄20的个人所得税，简直天壤之别！

    万历朝是国税总量最多的时代。国税扣除地方合法截留的部分（每年不等，平均约六成到七成）之后，入库太仓的银子仅有四百万两，仅够如今辽东边军的一年军费！就算加上臭名昭著的三饷（辽饷c练饷c剿饷），国税的征收水平也依然在百姓的承受水平以内（但大明最后几年除外，这时各地已经乱来了。）

    国税如此之低，但为什么百姓依然是食不果腹c衣不遮体，最后不得不起来造反呢？

    因为国税名义上虽低，但老百姓总的税赋负担并不低，而且高得吓人！关键有两点：各级地方的附加和士绅的税赋转嫁。

    地方的附加多为役，而役大致有三类：里甲c徭役和杂泛。大明规定，男子年十六成丁，成丁即有役，至六十方免。军户服兵役，匠户服工役，这是常役。一般的徭役，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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