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谦的古文功底糟糕的很，但也跟着章炳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见识增长了不少。但看完了汪兆铭的文章，还是没读明白，文章写得是什么。这位如此含蓄以至于让他这个当事人都没读懂，难道读报的人会看的明白？只不过，王学谦在私下里对汪兆铭的评价很差，也不多说，只是说了一句：“这是个祸害。”

    反倒是汪兆铭的文章写得太注重文采，以至于很少有人看得明白，流传也不会广。既然如此，也就不在和汪兆铭计较，让他一个人去折腾吧？

    可是连他也没想到的是，原本不过是一个恶作剧，想着恶心一把汪兆铭的做法，竟然让汪兆铭平添了不少的怨气。当然，他首先要站出来，说明那篇文章是他写的，汪兆铭，笔名‘精卫’。不是什么‘愤怒的小鸟’。

    其次，再想着要和王学谦一争高下。

    可是事态的发展，总是不随人愿，反倒是王学谦写了一篇社论，虽然通篇是白话文，但是论据充分，历数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用不正当手段控制，分裂华夏的种种罪状。

    其中，更是提到了经济殖民的论述，发人深思。

    虽然文字太过直白，但是字里行间里，显露出了发人深省的反思。

    其实，王学谦写这篇社论的意思，就只有一个，扩大民众的反英国情绪，把英国人孤立，让租界面临四面楚歌的困境。但同时，也是对租界当局关押游行群众的一种声援。

    两人的高下立判。

    可以说，汪兆铭偷偷摸摸的小动作，反而没有伤到王学谦，反而把自己给搭进去了。

    翌日，汪兆铭在《申报》上看到报社的道歉文章，说明‘愤怒的小鸟’的笔名，其实就是‘精卫’。原本这应该是一件高兴的事，但汪兆铭却像是早饭吃了一只苍蝇那样难受。

    尤其让他受不了的是，连于右任都对王学谦的社论非常看重，而放在汪兆铭的身上，只留下了那个可有可无的笔名。

    他甚至感觉到，和他不对付的人，已经开始用‘愤怒的小鸟’开始来丑化他了。

    让他更加不安的是，他得到消息，章炳麟抵达上海了。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章炳麟在早期的同盟会，甚至现在的‘国党’内部，都又不俗的影响力，如果这个人要出面，除非孙先生亲临。不然谁也无法指责，章炳麟不能在上海代表‘国党’。

    延续在辛亥初年的‘国党’内斗，俨然又要死灰复燃。但这时候的汪兆铭却无法找到一个有力的帮手。因为此时此刻的上海，已经不是陈其美时期的上海，加上‘国党’自从孙先生亲赴广州之后，大部分的组织机构都迁移到了南方广州。

    在上海的人员，更是单薄。

    想来想去，汪兆铭已经知道，上海的局势，不是他一个人的意志能够左右，无奈之下，只能启用‘国党’内部的秘密电台，给临时大总统府邸发报。

    让孙先生定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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