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我还是把它放进了保险柜。

    我含泪把小哥哥连同他永远关机的手机埋在门前的小花园里。我在他的身体上方移栽了一棵白杨树。我悄声对小哥哥说，小白杨就是水水，她长在你的身体里，将永远陪伴你。

    当天夜里，我做的另一件事是从小哥哥的车子里取出他的笔记本电脑，然后，把车子开进我偌大的车库里，用废旧家具作屏障，封存一隅。

    一个星期的病假之后，我照常去陶姐的舰队上班。

    我有条不紊地做着老本行。有时想起小哥哥会一阵心痛，但我的自控能力很快就让我镇定自如。

    陶姐简单地给我讲了刑侦人员来舞厅调查小哥哥失踪的事。

    “其实，警察真没必要兴师动众地问话。那个叫吴建的男人跟我们舞厅没有任何关系。像许许多多的客人一样，他来了他又走了，仅此而已。”末了，陶姐轻描淡写地说。

    我为之浅浅一笑。

    最终，小哥哥的死亡是作为失踪处理的。据说像小哥哥这种情况，只要找不到尸体，就算是失踪人员一直作为悬案放在公安局那成千上万份卷宗之中。

    那些天，我一直关注着本市的报纸，小哥哥失踪的消息是在他死后近一个月才出现在报端。除此以外，再就没了下文。由于陶姐的影响力，可怜的记者连“鲜花舞厅”四个字都不敢写。这样的消息登出来能起什么作用？不过，它对我还算是福音。毕竟，把某舞厅换成“鲜花舞厅”，会让无数读者的眼睛聚焦成一点，影响舞厅的生意是小事，更重要的是我将时时感到芒刺在背。

    陶姐严格的治军条令限定我们不能谈论工作以外的事情，这让我除了从报端找到凤毛麟角之外，无从打听吴建失踪案的任何后续消息。

    我悬着的心渐渐落地。的确用不着担忧。人海茫茫，一个人失踪了，对他的家人是大事，对不相干的人来说，那只是报纸上的一段可以不屑一顾的干瘪文字。

    不过，多日之后登在白云市晚报上的一则“寻人启事”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吴建，男，三十多岁。两月前从本市一家歌舞厅走失。身高一米八一，长方脸，皮肤白皙，头发黑而浓密。失踪时开一辆黑色轿车，上身着金利来白色衬衣、下身是爵士牌黑蓝色长裤，脚上穿一双鳄鱼牌黑皮鞋。吴建家人悬赏五万元人民币寻找他的下落。如发现此人行踪，请与陆雪女士联系，电话136XXXXXXXX。

    这则“寻人启事”虽然没有让我过于紧张，但陆雪的名字还是像一颗钉子般深深地扎进我的心肺，痛得我呻吟不止。

    又过去了两个月，我辞去了陶姐舰队的特殊工作。我告诉陶姐我想去念大学。年龄不饶人，青春总有一天会耗尽再美丽的花朵也终将凋残。因此我更向往那种“腹有诗书品自华”的人生。

    陶姐感谢我在为她的舰队服务的这些年里所做的一切。但她又十分支持我的选择，并热心地为我推荐了一所南方的名牌大学。不知为什么，我很害怕去外地读书，我只想近距离地守护着睡在白杨树下的小哥哥。因此，吞吞吞吐吐了半天，我说出了想在本市就读的愿望。

    “也许你该像那些歌星影星那样，直接去读研究生。”陶姐建议说，“这应该比念大学容易得多。只要你能付得起昂贵的学费就行。”

    “这……可以吗？”我不无忧虑地问。

    “当然可以。他们中有很多人连中学还没毕业。而你的文化程度至少也能达到大专水平。”

    的确，这仅仅是个钱的问题。当然，对我来说，更有诱惑力的不是一张文凭，重要的是学习知识。因此我接受了陶姐的建议。

    “还有，在读学位之前，你需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陶姐又说。

    我莫名地望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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