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根就不治罪，凉州刺史、酒泉太守还“并共表之，称其义烈”，为她“刊石立碑，显其门闾”，并且百姓们也会人口相传、对他们的这种行为给以认可和赞美，在章帝时，朝廷还颁布过一部《轻侮法》，明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从宽处置为父报仇之人，此法虽行之不久，便在和帝时被废，然世风从中可见，所以私杀是虽屡禁而不绝，尤其现下兵乱，法律不严，豪家各养剑客、隐匿亡命，更是私杀不断。

    荀贞的州府、幕府、军中就有好多干过私杀这种事情的人，许仲不必说了，别人也不必多讲，只说新来的韩暨，为了给父兄报仇，此人早年就有过结客私杀之举。

    对这种风气，荀悦早就深恶痛绝。

    有道是：地位不同，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也就会随之不同。

    当年在西乡时，荀贞不在意私杀之事，重许仲之名而爱用之，可现在他身为一州之主，且如今还是在兵乱之际，那么无论是从维护“法”的尊严上，换言之，也就是从维护州府的权威上，还是从降低人口不必要的减少，同时改善剽浮的风气，使百姓勤恳耕种上，他都有必要改变以前的态度，对私杀，要从不在意变成旗帜鲜明的反对，因而，他非常赞同荀悦的建议。

    只是和荀悦有所不同都是：荀悦虽请求禁私杀，但毕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该如何处理私杀的问题上，却不是一味的以法行事，而是向荀贞具体提出了“有纵、有禁，有生、有杀，断之以法，是谓义法并立”的观点，也就是视具体情况而定，不单一地依从律法，亦要讲“义”。

    荀贞对荀悦提出的禁私杀很赞同，但对荀悦“义法并立”的观点不以为然。

    可自尊儒以来，儒家的思想已经浸透到了法家中，如纯粹地按法决狱，未免会被时人视为“酷苛”，早年在颍川为督邮时，荀贞就曾被颍川的一些士人以为他行事近“酷吏”，现今他方掌徐州，正收揽人心之际，在这方面却需得注意，而且荀悦又是初来，此乃他提出的第一个有关政策的建议，也不好全然不听，因而，荀贞折中了一下。

    他接受了荀悦“义法并立”的提议，但要求郡县只可“断法”，不可决“义”，也就是只能决定“禁”和“杀”，不能决定“纵”和“生”，凡是郡县认为与“义”有关的，不许自决，必须上报州中，由州府决定，看该如何判处。

    於是，荀贞传檄郡县：《春秋》之义，子不报仇非子也，而建武中兴，申明旧令，永元之际，废除《轻侮》，何也？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之路不可开故也。兵乱以来，十亡二三，民之存者，尚相杀乎？自今以后，宿有仇怨者，皆不得相仇，守相依法平决。有义，报州府。

    檄文传至州内各郡，乐进等俱按檄行之。

    邯郸荣向来刚酷，东海郡的一个辖县里正有一件为父母报仇的案子还没能判，檄文到日，他立即行檄，命此县将人犯弃市。

    县长上书，述以《春秋》之义，讲叙县人为此孝子求情之状，恳请给这个孝子减死一等。

    郡吏亦进言，说道：“为父母报仇，此孝子也，如杀，明府恐得非议，如不杀，恐为州追责。州檄令云‘有义，报州府’，不如上报州府，由州决之，这样明府也就不用为难了。”

    邯郸荣回答说道：“杀人者死，何难之有？”

    他又行檄那个县，严词训斥，再次命立刻将杀人者弃市。

    那个县长无法，只得不顾求情的县民，对那个孝子依令行刑，行刑之日，观者如堵。

    自此之后，徐州五郡国中，邯郸荣治下的东海郡一枝独秀，乃至到他离任，境内都没有再出过一件私杀案。

    荀悦上书，建议禁私杀，随之，到府未及三日的刘烨也上书，建议禁杀奴婢。

    他在上书中写道：“近年以来，律法废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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