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群疑；自子文及余与彼谈话后，张坚主立释委员长，西安将领竟目彼为“我方之一分子”矣，于是yù将彼与我等一网打尽之危机益迫。此所以各将领每次开会议决之办法，散会之后突起疑团，于下次开会之时又全盘推翻，坐致一无成就。怀疑顾虑笼罩一切，似已无止境可寻。余告委员长曰：“此中央军日迫西安之故也。”然此时之委员长对于事件之开展已不感关切，彼厌见周旋，厌闻辩难，尤厌倦于周遭疑虑之空气，出陕与否已不在彼顾虑之中。曾语余曰：“事态既继续如此，余决不作脱险之妄想，望吾妻亦不枉作匪夷所思矣。”然余深知在此重要关头惟忍耐与自制为成功之要素 ，我等当使叛变诸将领深信我言之诚挚，彼等若能悔祸，我可劝委员长呈请中央不究其既往，决不兴师讨伐，以造成内战之危机。

    我等此次到陕，尚未闻赤祸之威胁有如外间所传之甚。曾有人向我等申述共党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且主张立即恢复其自由。然我辈不能健忘彼等过去残酷之行动，今虽一时沉默，仍未减其威胁之危险xìng。更有人告我等，彼等早已放弃其昔日之政策与行动，然我亦不愿信此无稽之谈也。我等不唯自警，且警戒西安人士，告其勿中彼等之诡计也。

    余全日出入室中，每有新转变辄报告委员长。某次，余正与委员长谈话时，余之侍媪忽牵余入邻室，耳语余曰：“夫人，出言务请谨慎，窗外守兵正在门隙窃听，幸余及时阻止之。”余问如何阻止之，彼曰：“余瞪视之并告之曰：‘尔必听有趣新闻，余愿伴汝同听之。’因是坚留不肯远离，彼始悻悻去。”

    时张学良正竭力解劝疑惧中之各将领，并介绍一参加西安组织中之有力分子来见，谓此人在西安组织中甚明大体，而为委员长所不愿见者。余与此人长谈二小时，且任其纵谈一切。彼详述整个中国革命问题，追溯彼等怀抱之烦闷以及彼等并未参加西安事变与如何酿成劫持委员长之经过。余注意静听，察其言辞中反复申述一语并不厌赘，其言曰：“国事如今日，舍委员长外，实无第二人可为全国领袖者。”述其对于国防上所抱之杞忧，亦喟然曰：“我等并非不信委员长救国之真诚，惟恨其不能迅速耳。”余俟其言竟，然后温语慰之曰：“青年人血气方刚，每病躁急。中国为一古国，面积之大，人口之众，领袖者yù求成功，理当作合理之进步，安可求快意于一时 ？更有进者，领袖之实行其理想决不能超越群众之前而置群众于不顾，尤当置意于经济问题之重要。”彼言经济实为国防最重要之部分 ，余复言：“汝等若真信委员长为全国之领袖，即当遵从其所主张之政策，不然，则混乱扰攘，国家与民族更受巨大之损失。若yù达同一目的，固可遵由不同之路线 ，然既择定一途，即当坚持不舍。不负责任与不重程序漫无计划之行动必无达到目的之一日。我人对领袖既信任其有达此目的之诚意与能力，则唯一之道即矢我等忠诚，步其后尘而迈进。”彼又言，此次兵变实出意外。余又告之曰：“如此小规模之政变，彼等尚无力阻止其流血与暴行，又安能自信其有主持国家大政之能力耶？”彼又言，彼等崇敬委员长十年如一日，未改初衷 ，奈委员长始终不愿听彼等陈述之意见何。谈话结果，彼允劝告杨虎城早日恢复委员长之自由，并约次日再见。

    次日，余又见彼，嘱其转告各方反对政府实为不智，并历数最近十年来称兵作乱者皆无幸免之史实，倘彼等果有为国为民服务之诚意，必在政府领导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今日此等举动，徒增加人民之痛苦与彼等个人之罪戾，应及早悔悟。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此为委员长一贯之主张。即对共产党亦抱此宽大之怀，故常派飞机向共产党散发传单，劝告彼等，如能悔过自新，作安分之良民，决不究其既往，一念从善，即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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