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一直有自己的主张。

    在对公司的管理上，我一直是坚持着事前激励的方法。一般来说一个公司在治理体制的时候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促进那些不能从市场上获得回报的投资，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变如何改变在价值强化上专业化关系的投资激励。

    记得在20年代早期，费舍尔车身公司（一个汽车车身的制造商）拒绝将自己的厂址选在靠近通用汽车公司的地方（尽管这样的选址可以获得明显的效率改进）。靠近通用汽车公司将会减弱费舍尔公司向其他汽车制造商的供应车身的能力，并将弱化它事后讨价还价地位，而且可能减少与通用汽车公司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准租金的份额（Klein，etal，1978）。公司治理体制的改变（通用公司收购了费舍尔公司）最终导致了有效的厂址选择。同样的问题也在困惑着我。

    规范分析

    只要是做经理的，都是很喜欢扩张自己的企业规模，他们觉得这样可以让自己的公司获得更大的价值。一个经理可能使企业专司于他能够最好控制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提高了他的事后的边际贡献，也提高了事后租金中他的份额（Shleifer and Vishny，1989）。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是，这一问题不限于等级制的顶层，而且在所有的管理层都存在。那些没有足够决策权力的附属部门的经理们，也会在试图争夺他们强大的上层领导的仁慈方面浪费资源（Milgrom，1988）。这些都是作为老板应该了解和知道的事情。

    在公司治理结构上，不完全契约分析的应用就是它的规范应用分析。在完全契约的世界，这类分析的范围是有限的。一个乐善好施的计划者可能不具备改进私人契约所需要的事前配置的能力，因为这将实现有效约束的结果。虽然事后的产出可能是无效率的，但是，无效率也是已经缔结的契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需要被保留以便维持未来的事前效率。相反，在不完全契约的世界，这里存在着需要分析事前效率和事后效率的大量领域。

    一个局部最优的公司的治理结构可能并不具有社会效率。事实上，不完全契约世界随时会对“套利jiāo易权利”产生某些激励。假定今天具有大量拥有讨价还价权力的企业家，并预期在不久的未来将损失这一权力。如果他签订了所有的契约，在没有任何扭曲的情况下，他可能从这一关系中成功地抽取所有当期和未来的剩余。但是，如果某些契约不能被签订，那么企业家就拥有激励扭曲他的选择以便将今天他的讨价还价权力转移到未来，保证他攫取某些未来的剩余。

    无效的讨价还价

    改变事后讨价还价的效率，这个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时候，讨价还价的结果让公司治理体制影响科斯定理假定条件被违背的程度。因此，在参与方、协调成本的水平或广泛说来某一方资产变现被约束过程中，一套公司治理体制能够影响信息不对称的程度。

    如果控制权被分割给大量的且分散的剩余索取者集合（如同绝大多数公开jiāo易的上市公司一样），即使在产权已经明确界定和完全jiāo易的情况下，免费搭车问题可能阻碍正在执行的有效率的活动（GrossmanandHart，1980）。同时，在补偿xìng转移必须决定的过程中，通过决定方向，控制权的配置能够影响效率。相对于事后的讨价还价而言，在某一方的流动xìng受到约束的情况下（AghionandBolton，1992），或者，在它面对着不同的机会去从事生产xìng的投资而不是将这些资源用于“寻权”活动的时候（RanjanandZingales，1996），补偿转移的方向是重要的。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效的jiāo易都可能不会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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