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巴拉巴拉
这段话与秦丞相李斯关于焚书坑儒的建议相映成趣,也正中汉武帝下怀。在阅读完董仲舒的对策后,他毫不犹豫地采纳了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还把研究《公羊传》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推为参加举荐者的首列(第一)。这相当于后来科举考试的殿试中的状元了。从此,儒学成为“显学”,成为西汉王朝执政乃至一千多年来地主阶级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有力工具。
汉武帝与董仲舒的这次对话的意义极为深远,就算著名的隆中对跟它一比也是弱爆了。因为其格局颇大,立意高远,影响深远。对话以后,不仅儒家学说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董仲舒本人也被尊为国师,有生之年都受到汉武帝的特别尊重。而一起参加对策c同样专治《公羊传》的公孙弘,本来只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在对策之后不久,便被汉武帝提拔做了丞相!须知,以前做丞相的人都是出身名门贵族的,哪轮得到他这样一介穷酸呢?汉武帝的这一举动一下子就提高了公羊学的地位,使之成了最时新的学问和入仕的敲门砖。
公羊学从此与封建王朝同呼吸共命运,直到清朝末年封建王朝风雨飘摇时,康有为还把它的“三世说”理论搬出来为百日维新张目。《公羊春秋》真是一只合格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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