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余才非著述，多有遗漏。后之君子，详其阙焉。

    我们根据他这部书可以很正确地绘出一张北魏京城洛阳图，还可以在这张地图上按照城门方向，城内外里坊远近，填出书里所记许多伽蓝以及宫殿官署名胜古迹的地点，都很正确。要不是文字记载有条理，有系统，有很大的正确xìng，这是可能做到的吗？伽蓝那多，他只记录上大的伽蓝，中小的伽蓝就要因为涉及年代和事实的一起记出，可见其记载时对於主次详略都有一定的原则。再据刘知几《史通》卷五《补注篇》，称许这部书的体例完善，既有正文，又有子注。（原注：注列文中，如子从母。）就是说，既能“除烦”，又能“毕载”；既近“lún叙”，又算“该博”。可惜现在这部书的通行本子，文和注不分，久已失却原来面目。后人想要还原也就感到不容易见功了。[38]陈寅恪先生《读洛阳伽蓝记》书后[39]说：

    炫之习染佛法，其书体裁乃摹魏晋南北朝僧徒合本子注之体，刘子玄特指其书第五卷慧生宋云道荣等西行求法一节以立说举例。后世章句儒生，虽精世典，而罕读佛书，不知南北朝僧徒著作之中实有此体，故於《洛阳伽蓝记》之制裁义例，懵然未解，固无足异。寅恪昔年尝作《支愍学说考》载於中央研究院历；历史语言研究所《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纪念论文》中，详考佛书合本子注之体。兹仅引梵夹数事，以此类杨书，证成鄙说，其馀不复备论。

    杨炫之写这部书是否摹拟当时侩徒合本子注的体例，尚待考证；但他曾读佛书，根据书的内容和后来僧传的记载[40]可以相信。读了佛书不被迷惑而又排斥佛，这就更足以证明他的“高识”。

    五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上）

    前人对於洛阳伽蓝记的评价实在不多，而且都很简略。除了刘知几《史通》提及这部书仅从某类史书体例上着眼以外，其他都是兼从历史和文艺两方面来说的。毛晋绿君亭本《洛阳伽蓝记跋》说：

    魏自显祖好浮屠之学，至胡呔唁而滥觞焉。此《伽蓝记》之所繇作也。铺扬佛宇，而因及人文。著撰园林歌舞鬼神奇怪兴亡之异，以寓其褒讥，又非徒以记伽蓝己也。妙笔葩芬，奇思清峙，虽卫叔之风神，王夷甫之姿态，未足以方之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地理类，古迹之属》里说：

    魏自太和十七年作都洛阳，一时笃崇佛法，刹庙甲於天下。及永熙之乱，城郭邱墟。武定五年，炫之行役洛阳，感念废兴，因捃拾旧闻，追叙故迹，以成是书。其文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刘知几《史通》云：“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蜀老事见《魏书毛之传》，秦人事用此书赵逸一条。知几引据最不苟，知其说非凿空也。他如解魏文之《苗茨碑》，纠戴延之《西征记》，考据亦皆精审。惟以高阳王雍之楼为郎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则未免固於说诗，为是书之瑕耳。

    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序》说：

    杨炫之慨念故都，伤心禾黍，假佛寺之名，志帝京之事。凡夫朝家变乱之端，宗藩废立之由，艺文古迹之所阙，苑囿桥梁之所在，以及民间怪异，外夷风土，莫不钜细毕陈，本末可观，足以补魏收所未备，为拓跋之别史，不特遗闻逸事可资学士文人之考已也。

    现在我们就从这部书的内容来试论它的历史价值和文学价值。卷二，明悬尼寺条，说：

    阳渠石桥，桥有四柱，在道南，铭云：“汉阳嘉四年将作大匠马宪造。”逮我孝昌三年，大雨颓桥，柱始埋没，道北二柱，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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