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之按刘澄之《山川古今记》、戴延之《西征记》，并云：“晋太康元年造”，则失之远矣。按澄之等并生在江表，未游中土，假因征役，暂来经过，至於旧事，多非亲览，闻诸道路，便为穿凿，误我后学，日月已甚！

    杨炫之难道不知造桥年代原是小事，他也以为不应该穿凿误载，贻误后学，可以见他要求记载正确的严肃态度。同卷建阳里东有绥民里条，说：

    时有隐士赵逸，云是晋武时人，晋朝旧事，多所记录。又云：“自永嘉已来，二百馀年，建国称王者十有六君，皆游其都邑，目见其事。国灭之后，观其史书皆非实录，莫不推过於人，引善自向。符生虽好勇嗜酒，亦仁而不煞（杀），观其治典未为凶暴。及详其史，天下之恶皆归焉。苻坚自是贤主，贼君取位，妄书生恶。凡诸史官，皆是类也。人皆贵远贱近，以为信然。当今之人，亦生愚死智，惑已甚矣！”人问其故？逸曰：“生时中庸主人耳，及其死也，碑文墓志莫不穷天地之大德，尽生民之能事。为君共尧舜连衡，为臣舆伊皋等迹。牧民之官，浮虎慕其清尘；执法之吏，埋轮谢其梗直。所谓生为盗跖，死为夷齐。妄言伤正，华辞损实。”当时构文之士逸此言。

    他借赵逸的话骂尽永嘉以来二百多年史官，史书“皆非实录”；当今文人所写墓碑墓志，“妄言伤正，华辞损实。”要是他也在被骂之列，“逸此言”，我想他不会备记赵逸的故事和言论。要不是当时确有赵逸其人，他不会“凿空”；刘知几论史那样严刻，也会引据他说的赵逸一事，《四库提要》说的不错。史书要做到“实录”，谈何容易，班固《汉书》评司马迁说：“自刘向扬雄博极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早就为历史家树立了光辉的模范。我们对於历史家，首先就要求他记载正确，态度谨严。我们在上文已经说过《伽蓝记》记载正确的话，正是这部书有历史价值的一点。

    其次，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在记北魏京师洛阳四十年间佛教寺塔的兴废，作者却不孤立地专记这一兴废。好此一发牵动全身，全身系於一发。这一兴废当然和洛阳都市的盛衰，北魏王朝的兴亡有关。而洛阳的盛衰，北魏的兴亡，又恰巧单从当时佛教寺塔的兴废一件事上就差不多可以全盘地反映出来。总之，这部书主要地反映了这四十年间洛阳佛教寺塔的情况，同时也反映到了当时洛阳这个都市在经济上文化上和人民生活上的情况，由繁荣到衰败的情况；又同时反映到了北魏王朝在这四十年政治上军事上的许多大事，如高祖迁洛，太后临朝，宦官用事，外藩举兵，诸王争立，乃至与南朝关系，四夷关系，都有涉及，尤其是颇为翔实地记载了当时中印间的jiāo通；反映到了一个王朝盛极而衰，祸乱迭起，迄无宁日，至於灭亡。总之，这部书本身就是一部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这是它的最大价值。其中不少史料可补《魏书》的缺失，《通鉴》就曾采用了一些。还有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关於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一事，这在法显之后，玄奘之前，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和中外jiāo通史上的一件大事，宋云《家记》、惠生《行记》、《道荣传》都已失传，就靠这部书保存了这份珍贵史料的一个大概。要不是作者具有良史之材，做过秘书监一类的官，熟习政府档案，留心当代艺文，又曾有深入社会的生活实践，了解现实，而又重视民间口碑，重视历史遗迹，我想他对於史料的搜集未必这样丰富，对於史料的组织未必这样完密。就提供史料来说，他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关於北魏迁都洛阳四十年间的佛教史料，以及其他方面不可多得的史料，这也是他这部书有历史价值的一点。

    六洛阳伽蓝记的评价（下）

    再，单就这部书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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