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天职，养兵千日，报国一时，只有不怕牺牲，才能为国争光。”

    1937年7月28日，赵登禹与佟麟阁并肩守南苑。日军出动30架飞机狂轰中方阵地，官兵伤亡惨重。赵登禹临危不惧，率30名卫兵，持刀与敌人ròu搏。伤重，不退，对卫士说：“不要管我，你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她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国家，请她老人家放心吧！”从赵将军的临终嘱托，我们知道他有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牺牲后，赵登禹将军被追认为上将。

    一炷香接一炷香，焚燃起上接云霞的烟霭，透过香烟，我们依稀辨认当年。英雄的业绩，是一个无尽的话题，打住无尽的话题，心中只留住无尽的相思给予那些有名、无名的英烈。

    张自忠，佟麟阁将军等，并不是“特殊的”牺牲者。对生命而言，牺牲一样沉重；对亲人而言，牺牲一样伤情；所不同的，仅仅是因为地位悬殊而造成的震撼力和影响力强弱有别。我赞成从“生命的等价”来评价“牺牲的等价”。

    所以，后人对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将士，有名或无名，职高或位卑，应给予同样的崇敬与感恩。如果有所差别，那也是应对大量的无名英雄给予更为深切的痛惜与同情。在这一理解的基线上，我们才有资格站在南岳忠烈祠前，站在喜峰口长城抗战纪念碑前，站在七七卢沟桥抗战纪念碑前，站在台儿庄大战纪念碑前，站在中国将士为了抗击日本人侵略而洒下热血的一切地方，深鞠一躬，道一声迟到的告慰。

    铺展这一节文字时，我的重点已经不是叹息“尚武精神”的失落，因为惊异于抗日战争的惨烈，惊异于中国军人赴死的无畏，绝处逢生，我分明看到了“尚武精神”正以失败的、流血的代价，显示它扼杀不了的生机。

    抗日战争的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中国军人为国而做的牺牲，亦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因为失败连连，失地连连，抗日之战的初期与中期，曾被中国人当作“失败”接受与承认。加上东北出了个溥仪的“满洲国”，绥远出了个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的“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北平出了个王克敏的“临时政府”，南京出了个梁鸿志的“维新政府”，最后王、德、梁、汪合流又出了个冒牌的南京“中华民国政府”，汉jiān与汉jiān现象，让人怀疑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否还能经受住内忧外患的双重侵蚀。此时，严重的形势已经不是“尚武精神”的失落了，在一个巨大的国土扇面上，因为承受不了异族入侵者的威胁利诱，一大批风云人物早已放弃了最基本的民族信念，数典忘祖，认敌作父，将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卖国主义发展到了极致这便是死不要脸面，明明“卖国”，还要宣传为“曲线救国”。有这种惊人的上层背叛、上层卖国相比照，我对胆小一些、怯懦一些、甚至当了逃兵的人生发了宽容；这些人总是与媚颜事敌、为虎作伥者不在一个“质”的层面上。基于这一对比，本节既然不将“卖国主义”作为一个批判重点，当然也应该减缓对“尚武精神失落”的批评，转而从积极的方面，对坚持抗日的中国军人与中国平民给予充分肯定。

    绕了一个圈，为本书的重心转移作些解释，也为本书接近抗日英烈的人xìng真实作些铺垫。

    上一段，我用两个“绝无仅有”形容抗战惨烈和牺牲巨大。抗战胜利六十多年后，中国人还在传递并放大着对日本人凶残的恐怖。有一种比较，即苏联人打败了德国法西斯，胜利了的苏联人中间并未反弹出一种“恐德症”；中国人战胜了日本法西斯，胜利了的中国人中间总是拂不去“恐日症”的旧梦。这是为什么呢？

    可能是宣传出了毛病。挖掘“大屠杀”的物证，固然有利于不忘国耻；但回避“抗战”的战场较量，将“抗日战争”省略为一场日本人的“大屠杀”，却是有意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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