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此，而用战者，必败。”

    不过曹cāo也绝非省油的灯，再加上其麾下谋士如林，为他筹划，为他献计，使得他在出兵前，都能审慎评估，没有把握决不轻起战端。

    就以出征乌桓为例。大多数将领均顾虑到刘表与刘备会联合起来，乘虚而入，既然黄雀在后，便没有必要当只扑蝉的螳螂。

    然而郭嘉不这么想。他清楚刘表的个xìng及为人，二刘要合作出兵，谈何容易，曹cāo尽可出兵而不必有后顾之忧。曹cāo采用郭嘉的说法，认为乌桓“可击”。

    等到大兵奏捷，袁氏兄弟逃至公孙康处，诸将领又请求出战歼灭，曹cāo此时却认为“不可击”。击之等于多了一个敌人，划不来；不击，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公孙康自会把袁氏兄弟的头送来，何乐而不为？

    在“可击”与“不可击”之间，往往不容易掌握。所以孙子才一再强调，要知己、知彼、知天，知地。惟有如此“胜乃可全”，匹夫之勇是无法百战百胜的。

    ［兵法商例之一］

    经营之准则在利国、利民

    《孙子·地形篇》云：“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加之宝也。”认为进不求名声，退不避罪责，一切行动只是行动只是为了保护百姓，符合国家、社稷的根本利益，这种将帅才是国家宝贵的栋梁之才。孙子主张军事指挥官不迫求个人眼前的荣辱毁誉，而要放眼百姓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一切行动唯以国家与人民之根本大利为取舍的准则。

    在经济活动领域中也同样，经营者必须着眼全局的根本利益，一切行动和手段都服从于经营大局，一切从长计议。而不能力个人目前可能受到的赞扬或非议所支配，否则将是舍本逐末、本末倒置，会因追求个人缈小的虚名、私利而耽误了生意的全局和根本大利。因此经营者应当在事业上有头脑冷静清醒的理xìng主义态度，以事业的根本经济利益为准绳，来对面临的事物进行估价，从而决定自己的行动。不因自己的私情私利而蒙蔽自己的视线，在对待经营业务上时刻保持明智而有远见的头脑。

    香港船王包玉刚在经营活动中，常不顾航运界其他人的嘲笑和非议，坚定地按照自己航运公司的长远利益而行事。海上航运业风险和波动较大，别的船东都是把握机会争取暴利，包玉刚却但求稳定可靠的薄利。他的作风谨慎小心，喜爱以冒险而自豪的航运界传统派有时诋毁他是“银行家”，或嘲笑他不是“搞航运的”，包玉刚对此毫不动心。一般船东通常是尽量把握市场上升的大好良机，也愿意冒无生意可做的风险，而把自己全部或一部分的船留作单程租用或“散租”。包玉刚不喜欢冒那种可能出现无生意的风险，宁愿把船“长租”，即中期或长期租用，这样收入虽然平淡微薄，但是很稳当。例如，在１９５６年，“安全号”的租金虽然不错，可是如果把它来“散租”，租金还要高。包玉刚记得航运业朋友讥诮他的稳健作风：他们说：“这个小伙子是个初出茅庐的傻瓜。”可是这些人不久便不作声了，因为１９５７年初，航运市场价格跌到最低点，只有像包玉刚那样采取“长租”办法的船东得利。

    要能够不求一时的虚名，不避别人的非议，而坚持自己看准的经营事业，确实需要具有耐心和毅力。日本近人工矿山大王古河市兵卫，他在创业之初，买下了报废的足尾铜矿，因为他判断该矿还能继续开采。第一银行董事长齿泽荣一因为佩服古河的为人和耐心，自动无担保借给他１万两黄金，帮助他作为挖掘铜矿的资金。足尾铜矿是个早已被人遗弃的废铜山，许多人认为该矿山已无铜可挖。所以古河从一开始就受到人们的嘲笑，被视为疯子。他和矿工们一起像着魔似地日夜辛苦挖掘，然而没有挖到铜。于是他又从西欧买来开采的新设备和新技术，再接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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