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接待我们。他说居民比较团结，但生活条件差，饮水特别困难。在居民申请下，港英政府也曾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与实际要求差得很远。我同情他们的处境，表示在现在情况下，还只能靠他们自己向英国政府争取改善。我也考虑适当时候向港英政府提出jiāo涉，但当时没有公开承诺。刘子群还说，不少大陆逃港居民担忧九七后，会遭“秋后算帐”。也担心将来香港同胞会歧视他们。我知道香港不少大陆出来的人，都有这种顾虑，就利用此机会说：“香港市民同大陆来港人士都是同胞，香港很多市民本来就是从大陆出来的，大家要团结起来，来了就来了，不管什么原因，只要赞同祖国统一，就是爱国的，就是在大陆有问题出来的，也不会‘秋后算帐’。”

    新华分社内专责新闻通讯的机构“小分社”的资深记者殷新诚陪同我一起访问。原来约定，此行只发“内部参考”，不发新闻稿，他听了我这一段讲话，建议发新闻，对安定从大陆出来的人，可能起些作用。我感到他说的有道理，同意了，想不到一石激起千层浪，竟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第二天，香港多数日报在主要地位刊登了这个消息，有些报刊还发表评论。同天港英政府发表声明，指街坊福利事业促进会非注册团体，其会员数目及选举程序亦无记录，并说政府对城寨居民情况向表同情关注，因环境所限，政府所提供的服务受到限制等。声明特别强调，我在访问前，没有知会港府。布政司夏鼎基也立即到城寨边沿地区“视察”，还许诺改善对城寨的供水。想不到，我的访问还意外地使居民改善了生活条件。

    港英政府的反应，显然过份。城寨属中国地方，社团为何要向你英国注册？我“跑”了香港那么多地方，没有触犯香港政府法令，我到中国城寨参观，为何须“知会”港府？

    我和新华社外事部商量最后决定对港府声明“置之不理”。但外事部提醒我：“还是向外jiāo部报备一下为好。”我同意，用分社外事部名义发文向外jiāo部报备。

    对于舆论界的批评，宣传部认为有些报刊为了配合港英，对我这次访问批评得过份，主张“反击”。我初来乍到，不知深度，不仅同意，还主张对过份者可以点名反批评。从而又引起反批评，说我们“随便给人扣帽子”，反应很差。

    我接受教训，与宣传部商量，以后对批评谩骂中国共产党的文章，一般不做反批评，特别是点名反批评，须采“正面宣传”作法。我体会到，大陆、香港一个样越批越香。

    我以为事件就过去了，九月回北京述职，去看望国家主席李先念。

    李问：“你去看了九龙城寨？”我答“是”。李先念说：“自己的儿子，为什么不能去看！”我感到北京高层，似乎有人不同意我去城寨，对我有批评。李先念是在保护我，为我抱不平。

    后来有人告诉我，港澳办和外jiāo部为此事都写了报告，就是说，向中央告了我的状。

    接着又发生一件事，香港重光日（纪念二次大战后日本无条件投降，英国政府重新恢复对香港统治的节日），副社长陈达明拟会同东江纵队（共产党抗战时在香港附近的武装游击队）在港同志，在新界抗日烈士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工委会议研究后同意了。《大公》、《文汇》等报做了报导，《文汇报》还发了专页。当时我在北京开会，会上，李后将《大公》、《文汇》的相关剪报拿给我看，附有李后的批条：“请鹏飞、家屯同志阅，李后。”

    我意识到，李后不同意陈达明参加纪念活动，不同意公开报导。我立即向李后解释：“纪念活动，不违背香港法律，有助于提高香港同胞民族意识，是经过工委讨论同意的，报纸这样处理，并非工委授意，但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妥。”李后听了没有表态，随机将剪报拿给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