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

    有专栏作家嘲笑：新华分社把máo zé dōng的“红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戏改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我不以为忤：一字之改，改得好，改得符合实际。

    在吃饭当中，做工作jiāo朋友，开始我很不习惯。

    广东菜有许多我都不能吃，像香港名贵的石斑鱼、老鼠斑，我都不吃，我只吃黄鱼，后来有几家我常去的酒楼知悉，在上鱼时，专为我做道黄鱼，变成吃“小灶”。黄鱼在香港是上不了正席的，我只好自我解嘲说：生来“穷嘴巴”。我也不太能饮酒（不像周南到港上任后，大杯豪饮XO）。

    “吃饭”不久便变成很重的负担，不但中午吃、晚上吃，有时还要一晚赶几场，令我经常是借吃饭来谈事。每次吃饭，我若非主人就多是主客，如主题已讲过，必须不断找话讲。政治话题，客有问，我必答，客不提，我不讲，不随便令宴席气氛政治化，是我到香港后学到的经验：只有不停搜肚刮肠，锻炼闲侃的本领。结果每次吃饭嘴巴用来“吃”的时间少，“说”的时间多，这是我过去未曾经历过的训练。

    至今我仍认为这种作法相当重要，效果很好，周南上任后批判我铺张浪费，我认为这是歪曲事实。我到美国听到这说法后笑一笑：他们既批判了，就应该完全放弃这作法，周南能做到吗？周南在新华分社这几年，不是还在“吃吃喝喝，铺张浪费”吗？

    14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是máo zé dōng的名言。一九四三年中共“整风”运动后，成为我党xìng的一部分。从那以后，我做过政治、军事、经济、科技以及地方上的党政领导工作，每到一个新的工作岗位，每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每接触一个新情况我都会全力以赴，都要先调查研究一番。

    来港前，我对主管香港事务那些同志介绍的情况，深感不足，觉得介绍浮面现象多，深入分析少。例如，他们估计香港同胞普遍拥护香港回归祖国，并以英首相戴卓尔夫人北京谈判回到香港机场，遭香港学生抗议为例。事实上，这只能视为学生的爱国活动，并不能代表香港所有人都赞成回归。我到香港后，才知道香港同胞内心极为复杂，真正拥护回归的并非多数。我痛感不全面深入地了解研究香港社会的真实情况，就不能正确决策，也就必定做不好工作。几天后，在港澳工委的会议上，我提出重新认识香港问题，建议把调查研究列为工作的首要任务，要求大家都动手。

    这时中英第二轮谈判即将开始，新华分社作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派出机构，我认为调查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配合谈判斗争，摸清楚英国将在谈判桌上采用什么战略、策略，什么战术等，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可是李菊生不冷不热地说：“我们和英国斗争，从来都是‘后发制人’的。”当时我对分社的情报工作还不知底细，没有和他争论。

    经过一个多月的了解，我知道在“反英抗暴”斗争后，我们的情报系统遭港英政权严重破坏，已无可能事先掌握情况。李菊生所谓的“后发制人”是完全被动的。

    于是我在工委会上做了评论，我认为“后发制人”必须事先掌握对手的基本情况，知道其斗争策略、手法、步骤，而后制订我方的斗争策略、方法、步骤，待对方出手后，予以还击，才能主动地“后发制人”，控制全局。如果我们事先不知对方底细，待对方出手后，才一点一点明朗情况，再予还手，虽“后发”，却不见得能“制人”，更无法主动控制全局。这种没有主动权的所谓“后发制人”策略，应极力避免。

    经过考虑，我决心从以下六个方面来加强分社的调查研究工作。

    一、整顿充实政策调研室。刚开始，我对于由李伟庭负责的政策调研室抱很大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