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像。余兆麒表示对中国大陆当时的政策很欣赏，对邓小平评价很高。他说：“共产党现在变了，变得好，既然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为什么不把名字改一改呢？不要叫共产党，叫民主主义党或其他什么。行吗？”他说过去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仗，他向我讲了他们从大陆撤退时的情景，还讲了一些恩恩怨怨的话。对他的态度和说法，我没有介意，我讲：“国共两党过去的帐，不管谁欠谁，都过去了。都是中国人，不要再做什么回忆了，还是面向今天，共同为中国的繁荣、民族的统一，大家再重新做朋友、重新合作。现在大陆改革开放，共产党对共产主义并没有放弃，你的想法很好，但这种想法是互相不够了解造成的，谢谢你的好意。”我同这位老人，以后就相处颇好，每逢过年过节，他还特地送些小礼品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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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荣稳定香港，我领会中央意图，首先要把华人资产阶级中的大资本家稳定下来。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人，对香港华人大资产阶级，以及在港的华侨大资产阶级最关心的是香港资金流出多少，流进多少，他们的动态如何？

    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同香港著名人士会见，都是经过新华分社提名，大多认为是爱国的资本家。中央负责人告诉了他们有关中国收回香港的政策，也听取了他们对收回香港的意见，不少人回香港后或多或少开始向境外转移资金。这种事瞒不了社会，引发社会xìng的移资、移民潮。因而，稳定和争取大资产阶级，成为稳定社会的重心。

    对这些人做工作，困难在于不易取得他们的信任。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和过往的实际，本质上是对付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本家的。其次，香港许多资本家，在内地有被“共”了一次“产”的经验，对共产党怀有戒心，他们担心“九七”后，在香港新发展的财产，又可能被共产党没收或者“公私合营”，当时，香港流传一个说法，叫“联合国”，意即共产党先用公私合营的办法同你“联合”，后再“国”有化。包玉刚便亲自向我提过：“香港人怕‘联合国’。”

    我相信：“一国两制”、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是邓小平等中央负责人，了解香港中外资产阶级心态，为长期利用香港，稳定社会各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而制定的。在这样的政策中，资产阶级不是革命的对立面，也不仅是同路人，而是实现这一政策的执行者。“港人治港”，或“香港由当地人治理”的实质，是由当地各阶层香港人，尤其是资产阶级自己管理。这就是邓小平所说，在香港，不实行“四个坚持”的具体内涵。除外jiāo、国防外，中央政府能不管的，将尽量不管；只是如邓小平所说，在香港自己无力管治的特殊情况出现时，中央政府方出面给予支持、干预。

    而且，中央对香港不仅不会改变私有制，实行所谓“联合国”，又来一次“共产”运动，还会给予新的发展条件。胡耀邦要我“吃透”中央政策的精神，我以为这样的认识，是接近这一要求的。

    这也就是我在深证工委扩大会上，关于实施“一国两制”方针，既依靠工人阶级，又依靠统一战线，制定“两翼”理论和原则方针的依据。这一依靠两翼的方针后来经总书记赵紫阳口头批准。具体情况后文jiāo代。

    我在港澳的统战实践，就以此为根据。

    我们开始设法打开接触面，特别是一些以前同共产党、新华分社少接触或没有接触的人。香港华人资本家当中，由于历史、地理原因，产生不同的派系，如广东帮、上海帮、福建帮、齐鲁帮……广东帮里又有潮州帮、番禹帮……，附件帮又有侨帮……侨帮里又分印尼的、泰国的、马来西亚的、新加坡的；从关系上分又有亲英的、亲台的、亲美的、亲日的；还有一些豪门世家，是由过去英国的买办家族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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