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各方统战人物广泛接触，力求不厚此薄彼。社长、副社长分工，固定经常联系jiāo往对象，逐步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增长互信和有意。我分工的是包玉刚、李嘉诚、郭德胜、邵逸夫、霍英东、查济民等十多名，都是华人大资本家中的顶尖人物。他们关心中国对香港的政策，也关心内地经济、政治方面发展情况，经常向我提问，探讨发展趋势。

    生意上的事，他们反而谈得少，他们多是这方面的能者、成功者，和我jiāo往期间，相互政治上的需要，多过经济上的需要。

    八三年前后那几年，正值香港经济困难时期，他们对于在香港“投资”，感觉彷徨。尽管邓小平要“投资者放心”，但大多数资本家相反，是“不放心”。

    邓小平的话，固然是以“一国两制”为基础，为稳定香港资产阶级而发，也说明要稳定香港，主要对象是“投资者”：资产阶级。

    香港的“金王”胡汉辉约了一桌朋友，在家中请我吃饭。“赌王”何鸿在座，他是一位很具幽默感，会说笑话、健谈之士，饭前几乎他一人“包场”，他说完一个笑话，大家笑一阵后，他又来一个，又笑一阵；席间，胡汉辉才涉及他请我赴宴的“正文”，他径问：“社长看香港前途怎样？”胡汉辉和杨奇是老同学、老朋友，他大概从杨奇那里了解到一些我的情况，也就开门见山，不怕我见怪。我也乘何鸿渲染的欢乐气氛，简单地笑着回答“谁有信心，谁未来得益最大！”胡汉辉也许听进去了，他未去世前，曾多次邀我吃饭，几乎每次都重复这句话，表示“欣赏”之意。我知道他那几年生意做得比较称心。

    我到港不久，体会到：商人的政治倾向，往往是和他做的生意“挂钩”。生意上、融资上，得到谁的支持，往往就倾向谁。多家支持，就看谁支持得多。有些人时东时西，有些人保持“中立”，往往也是这个因素起的作用。所谓“亲中”、“亲英”、“亲美”，大体如此。我就在工委会中提出：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资源”，在港澳培养一批亲中的资本家。在港的中资机构，不要怕受指责，要为此方针做贡献。还要运用内地“资源”这是更大的“资源”，为争取人心、繁荣稳定香港做贡献。

    香港中资机构的客户发了财，内地往往批评说：“外贸公司养肥了资本家。”这种批评本来就是错误的。商人如果不牟利、不发财，难道还为你外贸义务服务？我的提议得到做财经工作大多数同仁的赞同。

    几年来，我们不但直接支持了一批人不同程度地发了财，也做了一些努力，影响内地决策，为香港人经营内地业务，增添条件，帮助港人发财。

    对于一些遇到经营困难的人，我们还给予支持。有人批评我们这种作法是政治“救火队”，违背自由市场规律，可能对自由市场起破坏作用。但是，只要不违背当地法律、规章，我认为，这是过虑。事实证明，我们的几次“救火”，不仅使困难者走出困境，得到新生，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也使不少资产者相信，共产党确是变了，不再“共产”了。还帮助他们免于破产，支持他们继续发财。

    已故巨商冯景禧在和美商美林、法商某银行的合作中发生困难，失掉了控制权和基本的领导权。社会舆论因他平日作为，多不同情。但他的创业与从业精神，社会颇为称道。冯景禧找到新华分社寻求援助。我开会讨论，中银集团负责人，以及社内的广东籍同事都不积极。我说服了蒋文桂，还是协助冯，让他有条件进行重组，重新控股、当董事长。事后冯景禧高兴地去休息旅游，不幸中风去世。我们继续支持他的公子，接掌他的事业。

    还有一位姓冯的香港世家，他的公司发生财务危机，要求新华分社、港澳办给予支持。他是中国的老朋友，港澳办也同意支持他，可是银行不同意。不仅香港中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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