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浙江四省和上海市选派人才。中央同意了，决定由中组部会同工委，赴四省一市进行选拔。工委派郑华参加，经过一个多月，选拔了二十余名新华分社部以上干部，多是各地的尖子。如上海的谭云（后任社长助理、经济部长），杨振汉（诺贝尔奖得奖人杨振宁的弟弟，任东南信息中心负责人），浙江的张浚生（任宣传部长），福建的翁心桥（任文教部副部长）等等。江苏省我曾提名几人，结果一个都未获省委同意，后经jiāo涉，才同意让“秀才”牛钊调来，帮助我做文字工作。这批干部和原有干部关系大多不错，也能较快适应香港工作环境，新华分社因而风气一新，社会上出现的负面反应：“许某人搞江浙帮。”我想，这只是反映了内部某些人的反应。

    国务委员张劲夫很热心，他向我介绍：“朱基（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当你二把手很合适。”朱基以前是张劲夫部下，他很了解。他认为朱有水平、能力强、思想开放。我当然表示欢迎。两人商量好，我向中央要人，他向中央推荐。过了一段时间，没有消息，我再问张劲夫，他说：“中央已决定朱基去上海当市长，你重新找人吧。”又没有成功。

    有人推荐当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可任我副手。还告诉我：他是赵紫阳在广东就赏识的人，也因此调去国务院。要调用他，还得赵紫阳同意。我见到赵紫阳，就请他同意把李灏调香港，赵紫阳摇摇头说：“你不要打他主意。”原来当时副总理田纪云很倚重李灏，不愿放任。可是，不久李灏调去深圳当市委书记、市长。田纪云为何又放他？后来我听说，“李灏和田纪云为了某些事闹翻了”。我私下庆幸，若不是赵紫阳不肯放手，我的麻烦可能也会很大。

    我与姬鹏飞商量，可否调鲁平到工委任第二把手，我当时对鲁平印象较好：熟悉港澳情况、思想较开放。姬鹏飞说他已经报中组部升任鲁平为港澳办副主任，而后对我说：“已报了很久，不知什么原因，中组部搁下了，你替我去查查，替鲁平做些解释。”他知道我和中组部关系较好。我问了有关副部长，得知原因出在文化大革命时，鲁平也“造反”，写了攻击领导的大字报。我当时替鲁平说好话：“李后在文革中表现不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如果不严重，现在认识了，就算了吧。”不久中组部批准鲁平的任命，是否因我的说项起了作用，我则不敢肯定。

    几经波折，工委副书记仍由郑华担任。

    当时的公安部长王芳找我，要调张浚生回浙江。（王芳曾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是“老浙江”）王芳说：“张浚生不想去香港，我曾答应他两年调回，到省里工作。”张浚生自己也向工委提出，要求回浙江工作。

    张浚生来香港工作前，任杭州市委副书记、副市长。省委已决定，调任副省长。张浚生本人知道，不愿调香港工作。由于港澳工委，中央组织部指名“借用”，经王芳“说服”才就道的。

    张浚生工作积极，适应力强，思想上比较开放。王芳和我谈他时，我已向中组部提出，提升他为副社长。中组部原则同意，待考察组考察后再定。王芳知道后表示：“这样安排也可以了。”

    中组部提出，拟派潘曾锡为副社长，据说是姚依林推荐的。潘曾锡曾任中国船舶总公司副总经理，我同意了。这是，张劲夫又向我介绍外贸部副部长王品清，表示他虽然已届退休年龄，本人希望到新华分社当副社长，管中资业务。由于中组部推荐潘曾锡于前，我已同意，并也打算安排他协助郑华分管中资业务。我就向张劲夫说明情况，他同意收回推荐。

    港澳工委委员多达三、四十人，在香港现实条件下，不易开全体会议。我向中央建议，改组为短小精干型的新工委，由社长、副社长及澳门分工委书记组成，便于随时集中议决问题。为配合即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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