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这样做。

    即使这样，我仍然与他保持合作共事的态度。

    但是，这次他在“谈心会”上的表现，证明他确是个“风派”，工委讨论方针时他是表示赞同的，突然一百八十度转弯，进行否定和批判。这样以来，他对香港工作的认识已与我意见不一致了。我对香港问题的认识与做法，获得中央的肯定，他却站在港澳办、外jiāo部一边，对我进行全盘否定，如何继续合作呢？况且他已到退休年龄，也该退下了。

    综合“谈心会”前后看来，实际上是以姬鹏飞、吴学谦为主导，要拉我下台的会。在北戴河就想发我的“通报”未遂，又变成搞“谈心会”，实际上是开批判会、斗争会，他们还把会议内容印成不是简报的“简报”，向中央领导层造舆论，李先念劝我退休，赵紫阳问我同姬鹏飞的关系，都说明中共中央某些人，可能打算要我退下。

    当时香港传言，我要调回内地。北京则有传说，周南要来接我的工作。我曾询问中组部主管港澳干部的某副部长，他力言中央没有jiāo给任务，也没有这个考虑。并说：“周南不是这块料子，他只有办外jiāo的经验，香港需要的政治家。替你找二把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对象，也是这原因。”还说：“他从联合国调回来，是因为他内部人事搞得很糟，又有‘私人’把柄给外国人抓到，怕他出大问题，怎会再让他去香港呢。”看来，当时要周南接我工作的打算还没有落实到中组部，在等待“谈心会”后再定。

    我向邓朴方谈这件事，只不过是想把是非曲直搞清楚。我确实是想退休了，所以我才对赵紫阳讲，工作到“十三大”。

    49

    宋任穷和中组部分管港澳干部的副部长一齐约见我，征询港澳工委班子改组的意见。

    我提出方案李储文退休调回，毛钧年、乔宗淮提为副书记、副社长，并要求中央选第二把手，帮助我掌握全盘工作，便于接我的班。那位副部长建议：陈达明也届退休年龄，可考虑和李储文同时调回。我领会这是为了不过分刺激李储文，表示同意，但提出陈达明是广东人，情况熟，可否循祁锋例，当顾问，留港工作一段时间。宋任穷表示，同意陈达明留港帮助工作一段时期，不同意当顾问。至于提拔两位新人，是我大胆的建议。他们表示原则上可以考虑，组织部将派人到香港就地考察二人表现，而后再定。jiāo代我回港后，不要在工委讨论老人退休的事，由中央决定；关于提拔信任，工委应广泛征求意见。

    回到香港，我根据宋任穷指示，在工委机关“处”以上干部中征求意见，反应虽不一致，基本上是肯定的。中央组织部考察组来了以后，考察结论是：同意两人任副社长，暂不考虑任副书记。考察组正副组长向我介绍了考察情况，并征求意见。我不表反对，同意让毛、乔二人在实际工作中考验一阵，再考虑是否当副书记。

    郑华为人谨小慎微，完全视领导意见行事，工作不主动，欠缺赶紧，不适合当第二把手。我一再要求中央另外派人。胡耀邦很关系，主动提名吴官正来港。吴当时是武汉市长，不久，胡又告诉我，吴官正另有任用，不能来港，要我另外提名，并说：“江苏情况你熟，可以在江苏调人嘛！”我说：“我不想在江苏调人，免起误会。”因为党内、社会上都有留言，说我搞“江浙帮”。胡耀邦点头称是。

    原港澳工委绝大多数干部是广东籍。广东临近香港，语言相通，关系多，容易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是开展工作的有利因素。但由于前工委领导人思想上“窄”的影响，他们中有些人存在宗派观念。要打破这种现象，必须在干部任用上搞“五湖四海”。八四年，我在整顿组织时，向中央建议，从内地抽调干部，充实港澳工委。

    除中组部直接从北京调派外，我要求在广东、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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