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济上的开发和经营完全由熊谷组组织的公司自行处理。市政管理、社会治安、税收，由海南政府成立特区管理。于元平初步的方案是搞三个区域，一是工业区，包括港口、重工业区和轻工业区；二是住宅、服务区；三是旅游区。他们准备争取各方面的财团，共同开发，但以日本的财团为主。于元平告诉我，按此设想，第一期工程，起码要一百亿美金。

    这是一个过去从未有过的大胆设想，我当然支持。我同赵紫阳谈过，他表示知道这个事情。

    由于梁湘的海南省政府领导班子中，有不同意见的人，如常务副省长鲍克明。鲍克明利用全国政协四名委员到海南考察改革开放的机会，向这四名委员讲洋浦开发的问题，认为是一种丧权辱国的做法。这四名委员听进去了，回北京写报告，指洋浦开发是出卖国土、搞新的租界、丧权辱国等等。这种看法在全国政协得到主持政协工作的常务副主席王任重的支持，后来又得到李先念的支持，在政协常委扩大会上展开讨论；一百多名政协常委附署了这个报告，反对洋浦开发。李先念把报告签发给邓小平，邓小平批给赵紫阳处理，赵紫阳只得先把这件事搁置了。

    海南省的领导人很着急，省委书记许士杰、省长梁湘，一再向中央申述，要求批准，得不到批复。他们同我见一次面，就把我当做“援军”，要我代为争取。我找王震、赵紫阳谈过多次。赵紫阳做工作，全国政协又重新派人去海南考察调查，改变了态度，重新写报告，原则上同意海南省的意见。海南省也乘机重新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写了报告，邓小平这次在报告上有了批示，明确指出：海南省开发洋浦的政策决定是正确的。报告转到国务院，等李鹏批准。我又一次找赵紫阳谈此事时，赵告诉我，报告已到了李鹏处，让我直接找李鹏谈。

    我前后同李鹏谈了三次。第一次是在政协重新派人去调查之前，第二次是李鹏从日本回国之后，第三次是“六四”之前，中央已决定赵紫阳下台，找各地负责人打招呼，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仍然同李鹏谈了洋浦开发问题。

    李鹏对我讲：“我到日本了解了，熊谷组不是实力很强的财团，我们不能把土地一次全批给他们。要以项目带土地，项目多大，需要多少土地，批多少。”第二次、第三次谈话，都是这样的说法。他不理邓小平的批示，不赞成把洋浦土地一次租给外商、成片开发。

    十三届四中全会，jiāng zé mín当上总书记后，找到我谈了一次话，我又把洋浦开发问题提出来，建议新的中央考虑这件事，我讲：“这件事如早一点批准，可以让外界认为新的中央是坚持改革开放的。”jiāng zé mín表示，李鹏当天才同他谈过这个问题，他赞成李鹏的意见，还是让李鹏处理。这样，我明白，虽然邓小平有了明确的批示，由于jiāng zé mín、李鹏的阻挠，洋浦的开发，短期无望了。我把情况告诉了许士杰。

    这时梁湘已被江、李扣押软禁了。新的中央认为梁湘在“六四”事件上，支持赵紫阳，派调查组到海南调查了三个月，没有查出任何证据，便以莫须有的“以权谋私”的“罪名”，将梁湘扣押。可悲的梁湘直到被软禁之前，一直兴高采烈地，以为中央要讨论和批准洋浦开发计划，因为jiāng zé mín、李鹏是用专机接许士杰、梁湘，骗他们到北京“讨论洋浦开发计划”的。他们刚下飞机，梁湘就被带走，隔绝软禁了。

    我来美之后，在报上看到，洋浦开发计划又重新开始，我想，这是邓小平南巡后，在国内澎湃而起的改革开放大潮的压力下，jiāng zé mín、李鹏不能再阻挡，也阻挡不住了。看到这种发展，我想，已经安息的许士杰、坐在轮椅上的梁湘，同我一样，会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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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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