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说：“中央既已决定不搞，我就放弃吧。”

    我们在香港有五份中文报纸，却没有一份英文报纸。

    同时，我也感到香港的华人大财团缺少言论阵地。如果由新华分社来搞一份英文报纸，需要国家拨款。当时，经过争取，中央已经大大增加了新华分社的经费，现在再要求增加经费，可能xìng很低。我想能否由大财团出面来办这份英文报纸。

    我与李嘉诚、包玉刚、查济民等人商谈，他们原则上都同意。具体物色人选筹备，他们要新华分社想办法。有人介绍陈布雷的儿子，《中国日报》英文版的总编辑陈砾，他的英文程度很好。我向胡启立提调，他同意考虑。胡启立当时在书记处分管中宣部工作。后来他回覆我，中宣部不肯放人，只好作罢。

    杨奇在香港找到原在《南华早报》的一位编辑，还请他拟了一个计划大纲，但在落实时，又遇到大财团老板之间不合作的问题，只好搁置。

    后来有个办英文报的机会，却因一念之差错失。查济民向我建议，《南华早报》有意出让，他可以与新华分社合作收购。我问需要多少钱，查济民估计对方索价可能在十亿至十二、三亿港币之间。我当即表示，新华分社拿不出这么多钱。查济民讲，实际不会动用多少钱。我当时尚不了解香港金融市场运作情况，不明白查的意思是只要动用一部分钱把控股权买下来即可，可以用银行的钱，也可以用社会上一些大财团的力量，因此不敢答应。后来才了解，查济民已经做好准备，只要我答应合作，他即可进行。坐失了一个机会。

    63

    在传媒、文化界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增进相互了解，淡化部分人士的敌意，争取部分报刊成为友报、友刊，是我到港后不久，便明确的工作方针。

    我与传媒界的遭遇战，是去九龙城寨参观，《信报》林行止在“政经短评”一篇《城人治城，一塌糊涂》的批评引起的。我在前文已谈及。我初到香港，不明深浅，不仅同意左派报刊进行反批评，并提出要对林行止点名批评，效果很差。我接受了教训，觉得应有接受批评之量，即使批评是恶意的，也不能随便反批评，当今之“势”，是越批评越香的。这是我们或多或少脱离实际的结果。

    我随机要求宣传部长杨奇，约请林行止和夫人骆友梅吃饭，遭到拒绝。

    我欣赏林行止的文章和风骨，前后共约请三次，并请了一位和林行止有深jiāo的商界朋友进行疏通，他们夫fù才接受邀请。那时，这样的宴请，一般都设席于华润大厦五十楼董事长办公室。我、杨奇与林行止夫fù一见如故，jiāo谈关于香港经济看法，讨论了林行止文章中某些论点，我并阐述了自己对香港经济的一些看法，谈得比较投机。从此，不但加深了我对林行止的认识，据说，也改变了林行止对我的观感。以后每年几乎都有接触，jiāo谈的题目也比较广泛。

    八四年十月一日国庆，我邀请骆友梅参加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赴北京观礼。骆友梅回港后写了一篇文章，我阅读后深感意外，方知他们夫fù二人文采都很出众。

    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达成前，双方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骆友梅一次在我于赤柱约他们夫fù餐叙时，告诉我说，中资机构杯葛《信报》，撤销了不少广告，这样固然打击了《信报》，也损害了中方的形象。但她同时表示，无论我们刊登广告与否，都不会因而改变报纸的独立立场。我对骆友梅讲，我们会站在朋友立场，说服有关单位登广告，我们不想影响《信报》的立场。当时管理中资机构的广告公司是华润属下，我找主管单位商量，感到困难很多，我就直接找广告公司的经理做说服工作，他们勉强接受了任务。

    对于批评中共的传媒人士，我开展广jiāo朋友的工作。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