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是股市和地产，已损失了近四千亿港币。

    市民在政治上的义愤无处发泄，就涌向中国银行挤兑，三天之内提走一百七十亿港币，来势异常猛烈。在六十、七十年代，香港大学一批青年学生，拥护máo zé dōng思想，热爱社会主义中国，被成为国粹派。现在，这批青年多已成为香港社会的精英，有的在外国银行香港分行任总裁、经理，有的任职一些大公司的主管。六四之后，他们中一些人聚会，多数人愤慨地主张，乘挤兑中国银行之机，把中国银行搞垮。这说明什么呢？一度他们是香港最爱国、最热爱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竟然发生了这样激烈的变化！

    当然，挤兑风潮对香港金融有破坏作用，受损害的，最终还是香港市民。工委经过讨论，由中国银行向港英政府和汇丰银行紧急jiāo涉。他们同意支持，由香港政府发表声明，汇丰也准备调集一些资金支援。当然，中国银行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调度，大陆总行也调来资金支援，尽快平息了挤兑风潮。

    六四后，香港移民又起高潮，外国领事馆外大排长龙申请移民，不少内地的外派干部拿到香港身分的，也打算移民，公开在领事馆外排队等候。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外逃的消息，也不时传来。

    香港的公司企业，迁册风潮又起。连一向表示不移民、不迁册的李嘉诚，也改口声称，是否迁册，由董事会决定。

    六四之前，新华分社门庭若市，就是请愿yóu xing期间，接触面也很广。“开qiāng“之后，一下子冷清下来。很多一向同中国关系较好的人士，都开始疏远；连平时和中方关系密切的人士，也不见面了，他们也要同北京方面划清界限，保持距离。一些商人纷纷停止与国内的生意，甚至把办事机构从内地撤回。

    六四后，一些香港支持北京学运的团体，在新华分社大楼的对面设灵堂，祭悼六四死难者。行人经过，都参加吊唁致敬。郑华很紧张地告诉我，黄文放带头搞了横幅，准备率领社内一些干部和工作人员去灵堂祭灵。黄文放是对台工作部部长，前次部长们的签名，也是他带领的。郑华告诉我，他们对黄文放做工作，劝阻无效，郑华要我出面再做黄文放的工作，他去劝阻群众，我答应了。我把工委的意见告诉了黄文放，希望他不要带领，自己也不要参加祭悼活动。黄文放不置一词，转身依然率领香港本地员工，打着横幅，走出新华社大门，在对面灵堂前做了祭悼活动。郑华的劝阻工作，只在少数内地来港的员工身上产生效果，他们没有参加祭悼。

    四个月来，新华分社大楼，以及对街体育馆的墙上，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和漫画。“六四”一个多月后，我们征得港英政府同意，准备由新华分社员工自己动手洗刷干净。由于贴大字报所用的是胶水，洗不掉，行政处就请中资机构下属的清洁公司帮助清洗，当然也是要给钱的。但是，“左派”机构的清洁公司知道清洗的是新华分社大楼墙壁上的大字报，坚决不肯接受。

    围棋国手聂卫平要去东南亚参加围棋比赛，途径香港，与他同行的还有浙江省的桥牌队。我邀请他们在新华分社赤柱招待所聚餐，约他们下午四点钟就到，因为我也喜欢下围棋，想借机向聂卫平讨教。

    聂卫平和其他人下午四点多就到了，桥牌队的队长须在九龙办一点事，会晚一点来。我们一面谈话，一面等他，一直等到晚上九点，他才到。问他为什么这么迟？他讲，在九龙叫“的士”（出租汽车），的士司机听到要去的地址是赤柱香港新华分社招待所，立即掉车而去，不肯载他，连叫四辆的士都如此。

    后来，他只好请一个过路人帮他叫车，只讲地址，不讲是新华分社的地方，这才拦到一辆车载他回来。我和聂卫平听后都十分震动，没想到，连的士司机这样的基本群众，对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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