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这类人最后一次的考验，不要太紧张，还是把当前的工作做好。”我和他也是老朋友了，新华总社要他退休时，是我留下他到《文汇报》工作的。我半开玩笑地说：“我们犯了一样的毛病。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共进退好了。”不料一语成谶，我来美后，他也被解职调回内地。不久，我从报上看到他去世的消息，怅然许久。

    陈伯坚和报社一些同仁，同社长李子诵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李子诵和一些同仁对“转变”，思想不通；陈伯坚又要求过急，报纸每天要和读者见面，特别是北京有人瞪着眼，盯着看这张“共产党自己骂自己”的报纸，看你如何“转变”。变成几乎每天都有陈伯坚和人冲突的消息。最后，bào发“文汇之友”事件，引起更大矛盾。

    张浚生在工委碰头会（每天的例会）上表示，有人报告说，李子诵某人和刘宾雁、陆铿、金尧如等一齐吃饭，商谈组织“文汇之友”，要《文汇报》“独立”，拉出左派阵营。什么北京不清楚，估计可能是台湾或某国，以台湾的可能xìng大。他还说，“文汇之友”已公开发表了声明，要《文汇报》“揭竿而起”，成为“笔杆子和qiāng杆子的桥头堡”，情况显得很严重。讨论结果，一是要陈伯坚出面召开社务会议，争取李子诵参加，如果情况属实，要公开声明澄清。二是要报北京备案，以防真的“独立”了，不好jiāo代。

    陈伯坚立刻会报社开会，拟了“声明”，李子诵对“声明”有不同意见，陈伯坚便召开社委紧急扩大会，通过了“声明”。李子诵不肯参加会议，以陈伯坚越权，非法召开社委紧急扩大会议为由，发出书面通告，解聘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陈伯坚的副社长职位，是社长李子诵发的聘书）。

    那天已经下午十点多钟，张浚生要求召开工委紧急会议，汇报《文汇报》所发生的事件，认为李子诵断然解雇陈伯坚，证明“文汇之友”的情况是准确的，如不相应采取措施，《文汇报》就有被“拉出去”的可能。

    讨论中，有人提出改组《文汇报》董事会、社委会，开除李子诵的一切职务。其他有关人员，也相应处理。但《文汇报》是统一战线xìng质的报纸，这种做法也不合香港法律程序。一时之间，考虑不出更妥善办法，又担心不立即处理，第二天李子诵有进一步改变《文汇报》的行动，出现无法挽回的局面。

    我同意立即果断处理，但不赞同开除李一切职务。李子诵是我们党的老朋友，“文汇之友”活动他不是主动者，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不解除他社长的职务，已无法解决问题，但要留有余地。我主张《文汇报》董事长职务不动，一切待遇（政治的、经济的）不变，得到大家同意。

    我们又继续讨论了几个问题，包括用什么方式宣布解除李子诵的社长职务？有人提议：采“停止留用”的提法，较为缓和，大家同意。

    其次是《文汇报》的股权如何转移给新华社指定代理人的问题。由于香港《文汇报》约有三分之一的股权仍由上海《文汇报》所有，须与上海市委联系，请他们支持转移过来。还有一部分由原总编辑金尧如名义拥有的，金尧如已离职，也要转移过来，以确保新华分社所拥有的股权。

    金尧如参加了“文汇之友”的活动，有人主张撤销金尧如在董事会内的董事职位。我不主张牵连，而且必须召开董事会才能取消董事，新华分社不可能出面做这种事，因此处理金尧如的意见，未获通过。

    有人提议报北京批准。我考虑时已夜深，又不能再拖，并且一旦上报北京，他们还可能说工委“手软”，应该要更严重的处理。我于是说，等不及了，我们报告备案就可以了。

    最后，会议决定张浚生当晚代表新华社去文汇报社宣布决定。明天上午，我去李子诵家，做李本人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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