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见面，也是卫奕信主动邀请我“午茶”，当时中英两国关系已相当紧张了，按北京指示，新华分社外事部与港府政治顾问正为取缔港支联问题，进行jiāo涉。我方提出要求，要港英政府撤销港支联的注册，英方表示，注册是按香港法律办理的。我们又提出，按香港法律，也不能容许一个组织颠覆英国皇室，据此，还应撤销港支联的注册。英方反驳：按香港法律，港支联可以存在并活动。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下。但我和卫奕信见面时，双方都没有涉及这一问题。他关心的，似是北京的高层情况，我无法满足他的企望，朋友似的闲话了一阵。

    我向卫奕信谈起香港有人提出的“居英权”问题。这件事，先是香港某集团的经理以一个组织的名义提出的。出发点是“六四”后香港的精英移民太多，影响了香港企业的运作。这确是事实。由于企业界的管理人员移民太多，没有移民的也不安心，纷纷准备移民，人才流失严重。香港社会上普遍感到企业管理人缺乏，采用高薪挽留准备移民的管理人才，一年加薪两次，有的甚至三次。在这种情形下，这些人提出“居英权”的想法，就是现在给予居英的权利，但不马上移民英国，九七后，假如中国政策开明，香港还同以往一样，就不一定移民，假如认为情况不行，那时再移民。依照港人的说法，现在的移民办法，都要坐“移民监”，要住在当地，取得居民身分后，才能回香港。“居英权”就 避免坐“移民监”，不致影响当前为企业服务。他们将这个想法公开登报，私下活动，对英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英国政府给予这种权益。看来，英国政府把这个想法接受过去了，并用来解决在港英政府中服务的公务员问题，借此解决他们没有信心、想移民的情绪。

    我与卫奕信谈了个人的见解，因为当时北京还没有这方面的指示。我对卫奕信讲，关于“居英权”问题，我个人的看法，这个设想的提出，可以理解，但有些问题将难以解决，后果可能严重，假如“居英权”应用在公务员身上，九七后特区政府在连续运作上会产生很大困难，有“居英权”的公务员，对未来特区没有信心，大部分走了，特区政府内将缺乏熟悉情况的人。假如那时香港情况好，大部分公务员有信心，拿着居英权不走，留下来为特区政府办事，他是效忠英皇？还是效忠特区政府呢？那时他们在心理上、在实际上，都会存在这种矛盾，希望你们能慎重考虑。实际上，我向卫奕信预告了中国难以接受的立场，虽然当时我还不知道北京的态度。因为我采取商量的口吻，卫奕信听了，只是点点头，没有表示态度。

    不久，在姬鹏飞召集的港澳工作会议上，周南把外jiāo部准备给英国外jiāo部针对“居英权”的抗议书，提出讨论，文稿上把问题提到违背和破坏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要英国政府为其后果负责。

    我发言建议，这样过于强硬了。我讲，据我了解，问题不是英国提出的，是英国“接受”过去，并增用于港英政府公务员，至少表面上是如此。港人上层和中层相当多数人是赞成和希望英国这样做的。是不是要提到违背中英联合声明的高度，需再斟酌。我们如果太强硬了，会影响这些人的情绪，影响到这些人的争取工作；如须公开发表抗议书，是否措辞和缓些，提法上不要这么高？姬鹏飞同意我的看法，当场叫周南改一改。但后来公布的抗议书，态度还是很强硬，实际上还是指责对方违背了中英联合声明。

    当时，中英之间还发生了几件事。一是徐海宁事件，一是杨洋事件。

    前文已述，新华分社干部徐海宁在六四期间，频频参加香港社会上的活动，四月廿一日百万人yóu xing大集会时，他打着新华分社的横幅参加，并且在跑马地大会上，以新华分社人员的身分发表演讲，被媒体广泛报导，一时成为香港的风云人物。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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