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变，我反复说明利害。两人争得面红耳赤，他先拍了桌子，我也拍桌子相对，责问他：“还要不要党的原则？要不要照顾统战对象？”两人不欢而散。

    回香港后，包玉刚可能已知道情况了，（他怎样知道的，我不清楚。）请我吃饭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的会晤，谈了不少带感情的话。一见面，他反劝我说：“我已经将股权让给荣智健了（名义上让给曹光彪，由曹再让给荣）。谢谢你的关心，这事就算了。”谈着谈着，又说：“我平生只做了两件失败的事，一件是投资渣打；一件是港龙！”我能说什么呢，他投资港龙是应我之请，我只好说，真过意不去，向他表示歉意。

    张建华来请示，曹光彪告诉他，包玉刚已经让出股份了，要张把港澳国际的股份也赶快让出。张问：“是否也让给他？”我气愤地说：“曹光彪说了不算，要让，要他们拿国务院的文件来。”隔天，荣智健要求见我，他无事不登门，我明知道他为此事而来，仍然见了，他称我叔叔，道明来意，我也同样告诉他，要港澳国际的港龙股份，需国务院来通知，我会照办。果然，不多天，国务院来了通知。可见，李鹏对他是如何支持、“爱护”。

    四中全会，jiāng zé mín正式当了总书记，要中央办公厅告诉新华分社办公厅，每日报送香港报刊，及内部编刊的有关香港及大陆的反映材料。副社长兼秘书长佘孟孝告诉我，他已照办。总书记关心外界反映，关心香港工作，我同佘孟孝都认为对香港工作来说，是好事。但佘反映，jiāng zé mín在上海当市委书记时，也向新华分社办公厅副主任许某要港澳工委的材料，而许某竟没有请示秘书长，就自己办理了。事实上，工委是主动将香港及外界政治、经济以至文化等方面一些信息和材料，提供给内地部、委及省、市委负责人参阅的。新华分社专门为此编印了各种“参考”。许某是jiāng zé mín在电子工业部任部长时，副部长曹维廉的秘书，后来曹维廉来新华分社任副社长，许仍随同任秘书，曹逝世后，改任办公厅副主任。jiāng zé mín当时通过这样的关系，要工委的材料，我们感到意外，这种做法不符党的组织原则。但事已过去，而且jiāng zé mín又当了总书记，佘孟孝反映之后，我们相视苦笑，摇摇头，没再说什么。不久，中央办公厅又向新华分社组织部下指示，郑华在工委会上告诉我和几位副社长，jiāng zé mín指名要新华分社提许某为办公厅主任，大家十分诧异，有位副社长感叹：“总书记真是管得太细了，关心到一个办公厅主任！”大家不以为然，也不肯表态，我为了“维护”总书记威信，作了和事佬，对郑华说：“刘林（办公厅主任）正好要辞职，就让许某做吧。”后来周南上任当了工委书记后，就立即指定许某主要负责整理关于我的“材料”。我听到后，感慨不已。

    八九年七月十一日，jiāng zé mín会见基本法香港草委和部分咨委时讲：“井水不犯河水”，在香港社会引起反感。我们在社内同仁中议论：“怎么能这样讲？这会给人认为，他们不了解香港情况。”香港市民百分之九十八以上是中国人，香港已面临回归，怎能将香港人视为外人，称之“井水”，而排斥与“河水”，中国人之外呢？六四中，香港人的爱国活动，不能视为“井水”犯了“河水”，即使有犯，也是极少数，怎能将绝大多数香港通报，置于敌对地位呢？我当时估计，jiāng zé mín可能听了李后、鲁平的汇报后，接受了他们不正确的信息和意见所致。

    不久，又发生jiāng zé mín评论新机场事件。

    港英政府筹建新机场是个庞大的建设计划，却发展成中英政治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姬鹏飞曾问过我的看法。我说，七十年代，港英就由在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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