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不动声色地向澳洲“输出日本”。这是全澳洲规模最大的书店，除了大量经营英文书外，其日文书品种之多，与日本本土书店相比亦不惶多让，而且还提供完善的订购服务，可以购买日本出版的任何书籍。我就是在那里买到了不少有关中日历史的书籍；而其开辟的中文书销售区，无论是书的品种、品质还是对阅读潮流的把握，唐人街没有一家中文书店可以媲美。在这个宁静的书店之外，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大量来自中国的游客，他们兴奋而高调地谈论着，拿着大大小小的购物袋，满脸洋溢着富裕起来后的自豪。他们当然忙得不会跨进这个日本人的书店，也不会去不远处的海事博物馆看看那些舰艇。而报亭里正在热卖的英文报纸，则在使劲地谈论着是否应该允许中国人收购澳洲的矿业。在这个年代，日本是很难取代中国而成为新闻焦点的。

    我总是很抗拒别人把我称为历史学者，因为在我看来，“学者”这个词还是很崇高的。在一大群靠历史吃饭的人群中，并没有几个人够格能称为学者，而最多称为职业工作者而已。而历史于我，好在并不是个饭碗，这是我的遗憾，日本现代漫画中的定远舰也是我的幸运。

    研究历史便如同登山，登得越高，越是云山雾罩，越是发觉自己的渺小。搜集和研究海外晚清史料十多年了，随着自己的文字得到媒体和朋友们的认可，我越发地感觉自己只是个浅薄的过客而已。这种日益强烈的惶恐感，令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合适的定位：非职业历史拾荒者。

    是的，我无非是个拾荒者，钻在别人草草开采过或不屑于开采的矿井里，捡拾遍地的宝物。这个矿井，就是海外丰富的晚清史料。

    我的一位美国收藏同道曾抱怨道：与中国历史有关的考据，经常难以从中文资料中得到更多的信息，因为“中国人只收藏对自己有利的资料”，而很少收藏其他各方尤其是敌对方的资料。的确，客观上中国一向不注重对“蛮夷”的事态分析，主观上则养成了“恨屋及乌”的习惯，但凡是敌人，他们的一切便都是不可信、不可靠的，乃至于他们的文献资料，亦多被视为异端，最多供一个小圈子”内部参考”。我们的历史研究，便是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框架内，根据设定好的程序，根据需要对史料进行剪裁。此种剪裁，无论被冠以何种高尚的籍口，亦等同于电视新闻制作中所谓的“客观镜头、主观剪辑”，虽然每一个镜头都的确来自实况，但不同的剪裁和拼接却能让人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在对待历史问题上，我们所表露出来的“选择xìng健忘症”，丝毫不比日本人逊色。“ 一史两制、一事两制”，我们在史识上和史评上体现出相当强烈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反面人物”身上的“罪恶”行径乃至“卖国”行径，在“正面人物”身上就成了智谋和策略，最多是“多走了几步弯路”、多jiāo了点“学费”而已。这样的人格分裂和双重标准，与日本一方面否认南京大屠杀，另一方面时刻不忘广岛核暴的罹难者，似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同样的“选择xìng健忘症”，日本人更多地是以此欺人，而我们则更多地是以此自欺。仅此而已。

    如果要海选“最不被中国人相信的口号”， “中日不再战”或“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类，应当是榜上有名的。但在对日关系上，我们依然会奇怪地坚信：“以德抱怨”的单恋，可以弥和历史的伤痕，缓解现实利益的冲突。一部讲述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非要自作多情地从“人xìng”角度去描绘日本士兵的内心挣扎，而甚至忘了展示更有典型意义的杀人竞赛。

    来自中国的战争赔款，曾经是日本赖以崛起的资本；而同样来自中国的放弃索赔，也对战后日本的复兴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等到我们的发展需要资本的时候，那些本该是战争赔款的日元却转弯抹角地以援助贷款的方式登陆，如此先亏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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