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丢面子的窝心事，难道不比要求日本下跪道歉更值得我们反思吗？中国文化，本不应如此阿Q。孔子当年就对“以德抱怨”嗤之以鼻，质问道：如果“以德抱怨”，那“何以报德”呢？大汉王朝时，出于“安全关切”，多次出兵”侵略”匈奴，著名将领陈汤从前敌给汉元帝发去一份奏折，表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的决心，”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种”虽远必诛”的阳刚精神，后来便逐渐消亡，对待外敌基本就是和亲、怀柔，用子女金帛”赎买”回大国崛起的感觉，且美其名曰”以德抱怨”，聊以自慰。

    宽容与和解或许是一种美德，但它有个基本前提：真相与忏悔！

    中国人涉及日本的历史记忆，的确充满了太多的悲情，但遗憾的是，日本人被打回老家都已一个甲子，我们却还只沉溺于悲情之中，停留在哭诉的”伤痕文学”阶段，难以自拔、难以深入。一个遭受了过度苦难的民族，如果把精力只是放在控诉上，而不是放在自省和自强上；如果把纪念只是寄托在罹难者身上，而不是寄托在抗争者身上，它在心理上还是一个弱者。

    悲痛如果不化作力量，眼泪就是最无用的化妆品。我们今天或许该问问自己：我们是应该让日本正视历史，但如果它就是不正视呢？我们是应该让日本道歉下跪，但如果它就是不道歉不下跪呢？我们是应该反对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但如果他们就是拒绝接受呢？我们除了叫叫嚷嚷，还能干些别的吗？

    悲情之外，我们大多数人还相信另一个神话：正义必胜。我们恰恰忘了：被凌辱与被屠戮，这不是正义；反抗凌辱与屠戮，这才是正义；胜利绝不来自正义，而只来自于实力。外侮只能说明我们无能和软弱，并不能因此而赋予我们”正义”，更不能因此而赐给我们”胜利”。

    在国际政治中，真正的普世原则就是”丛林原则”。已经上演和正在上演的所有争斗，无论其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还是民族内部的冲突，最后一定会归结到”利益”，区别无非在于为谁的利益和为什么样的利益。而且，所谓的”正义”，弹xìng很大。甲午战争时期，日军俨然以文明的传播者和中华的解放者自居，对”征服###”充满了”正义感”。

    中日历史的研究，如果真要起到资治通鉴的作用，则必须摈弃毫无意义的道义之辩，而还原和探究其最残酷的本质：中日之间的利益争夺和调整。温情脉脉的道德说教，往往容易蒙蔽自己，培养出一大帮宋襄公。

    我们对日史观中，最可笑的自作多情，在于非要将日本的兽xìng归咎到某种”主义”（军国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民”只是误上贼船、被蒙蔽而已。这在”术”的层面上，作为一种公关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不仅是幼稚的，甚至是危险的。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同一”主义”，在不同的人群手中，会实践出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现实体现来。日本侵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dú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xìng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

    包括日本在内的大量海外史料，说明”日本人民”从来就不是什么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推动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就是强大的民意力量，其中包括那些属于”被压迫阶级”的工农。如果非要说”广大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则他们并不受害于侵略或”军国主义”，而只是受害于”不幸战败”而已。

    把”主义”当做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症结，最后就只能在”主义”的高低和好坏上进行无谓的争论。

    从日本和中国结下梁子的那一刻起，我们就从来不缺口水抗日的高调之徒，情绪化、非理xìng，充满激情地追求剧场效果。这种速食”爱国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