贩卖中获取利润，减少谍报开支。他们的行动计划，往往包括在目的地考察经商办企业的可能，以便能扎根当地，这与古代的“屯垦”思路十分相似。

    以商养谍，走谍报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几乎是那时日谍的共识。乐善堂间谍们搜集各地情报，并不局限于军事政治方面，也大量涉及经济情报，其所编辑的资料最后多达数千万字，对日本在华的”商战”也帮助很大。那些年轻的间谍，也有很强的商战意识，如藤岛武彦，就曾经回到日本，从家乡鹿儿岛筹集了资本，在大阪兴办起了纸草制造所，以所得利润贴补中国的间谍活动；而石川伍一在考察中国西南地区时，就提出应到西藏经营牧场，为谍报工作筹集经费。

    以商养谍的思路，后来进一步发扬光大，乐善堂在甲午战争前干脆在上海成立了间谍学校，命名为日清贸易研究所，全力培养”商战”和”兵战”的两栖谍报人员，为日本赢得甲午战争立下了巨大功勋。荒尾精与岸田吟香对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间谍学员们，就期望他们“为实业家之模范，为扫除积弊之创业家，为兴复亚洲之志士，为开创日本富强之俊杰”，将商战与谍战完全结合在一起。战后，乐善堂及其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不少间谍都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爱国企业家”岸田吟香则获得了“勋六等”和“瑞宝奖章”。

    上山下乡：比中国人更了解中国

    中国十八行省中，富于战斗力，挈实勇敢，真可用者，以湖南为第一；其次为河南；再次为福建、广东。现湖南恰如立于治外之域，政府之命令往往不能实行，政府亦不能相强，俨然形成一国。

    这一“高见”，是乐善堂间谍宗方小太郎写在《经略长江水域要旨》一文中呈送给日本最高当局的。宗方认为“今后主宰爱新觉罗的命运的，必为湖南人”。

    宗方提醒日本当局，要“及时经营湖南，收揽其豪杰，怀柔其民心，他年中原鼎沸之时，能为我所用者盖不鲜也。若不幸而不能为我所用，亦必不至与我为仇。在我之伸展地图上，便益实多”。他更进一步比较道：“彼英国自数年前即促进开辟湖南湘潭为商埠，并汲汲于经营重庆，岂无故乎？”湘军集团在”同治中兴”中的巨大作用, 以及湖南对于西方势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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