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骑兵第4师也全部赶到集宁地区，聂、贺部队被迫放弃收复集宁的打算。集宁既失，大同也就不能再攻了。

    9月16日，为了保持主动，大同前线指挥部下令撤围大同。

    大同、集宁战役，傅作义“胜利”了。

    聂、贺部首战攻大同这个坚固设防的城市，加之没有重武器，打起来肯定要吃亏，这可能是解放军在这个战役中失利的最重要原因。

    而作为大同、集宁会战胜利一方的傅作义如何看呢？他在总结取胜的原因时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101师参加战斗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十二日晚上，他没去攻新编第31师，而去全力打第101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31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傅作义占领大同后，气焰颇为嚣张。9月20日第12战区司令长官部新闻处副处长、《奋斗日报》社长阎又文起草了《致máo zé dōng的公开信》，声称：在集宁地区“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

    这封‘公开信’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份难得的反面教材。朱德总司令看到后，对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领导人说：“要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通过阅读这份反面教材，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提高了斗志，增强了战胜蒋介石、傅作义的胜利信心。

    对大同、集宁战役的失利，大同前线指挥部两位指挥员进行了总结。

    1946年9月15日，张宗逊、罗瑞卿在《绥东战场经过及经验教训》里说：“8月2日阳高会议决定打大同，打傅增援，当时认为大同可迅速攻下……没有准备大同不能拿下而与傅决战的足够兵力，结果大同连攻不克，傅即乘机东犯，使我措手不及。”

    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他一生中可能打过许多胜仗，但也打过有数的败仗。对胜利，他们可能忘却，不放在心上；对于失利却念念不忘。罗瑞卿就是其中的一位。在“十年文革”期间，他在被“监视的情况下，仍对大同、集宁战役做了反思。”

    他说，这个战役实际上是一个败仗。因为我军消耗太大，损伤了士气，未能歼灭敌军，大同也未打下。自己反倒失去集宁，助长了敌人的志气。

    他还说，这对战略全局发生了重大影响的，“影响了张家口的过早失守，影响了晋察冀地区在大半年时间内，在对敌作战中，都处于被动地位。”“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妥，在执行战役时又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打援还是攻城？是没有明确的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相当典型的战例！”

    正如罗瑞卿所言，大同、集宁战役失利，把傅作义过早地引到了自己的身边，对这两大战略区后续作战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傅作义以主力10余万人，接着就图谋发动对晋察冀首府张家口的进攻。大同、集宁战役的失利，也迫使máo zé dōng停止夺取“三路四城”的计划，变为以歼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为主。

    30．张家口保卫战与聂荣臻从容跳出guó mín dǎng军包围

    1946年8月底的一天，蒋介石心腹将领、guó mín dǎng军参谋总长陈诚突然出现在傅作义第十二战区长官部里。当时只知道陈诚带来了蒋介石对傅作义作战有功的慰劳品和一批武器装备，劝傅作义从速增援大同，后来才知道陈诚还与傅作义合谋制定攻打张家口的部署。陈诚向傅作义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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