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的反映是如此真实和深刻。这里只举一个极小极小的情节为例：当一位夸夸其谈的政委到一支在围城中作殊死战的小分队去整顿“游击习气”，一位“头上缠着绷带的士兵问道：‘政委同志，集体农庄怎么样？战后是不是把它们消灭掉？’”这些困守孤楼的战士都知道自己不久就会战死，说话已无顾忌，就坦率地说出自己对集体农庄制度的厌恶吧。

    朱正:换个角度看苏联文学(2)

    苏联作家协会散文部开会讨沦了这部作品，一致推荐它为斯大林文学奖的候选作品，这却惹出大麻烦来了：“布宾诺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很长的告密信，专拣斯大林不爱听的话说，如说格罗斯曼认为战胜法西斯的功劳应归于普通人，并且其中有不少犹太人。小说没有表现党和斯大林的领导。斯大林看了大怒。下令《真理报》以《论格罗斯曼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为标题全文发表布宾诺夫的告密信。”这布宾诺夫也算个作家，也出过一本以战争为题材的小说《白桦》，中国还出过译本。可是没有人要看。也许是出于嫉妒才去当一名告密者的吧。幸好这告密信发表之后不到一个月斯大林就死了，才没有造成一场大的文字狱。

    讽刺作家左琴科的命运就要坏得多。书中指出：“苏联政权不允许作家讽刺现实中应当否定的现象，因为这种现象太多，讽刺来讽刺去也许会讽刺到当权者头上。”“左琴科用幽默的笔触描绘出革命初期苏联百姓的生活状况，让人看了感到可悲可笑。”就这样，从二十年代后期起，他就受到猛烈的抨击。1946年，他受到意识形态总管日丹诺夫的辱骂之后，被作家协会开除，无处发表作品，断绝了生活来源。他还想活下去，“最后竟走上写‘肯定的讽刺’小说的绝路”。书中说：“肯定与讽刺是相对立的两个概念，谁也无法把它们联结在一起，左琴科便要做这种做不到的事。并非左琴科不知道这样做多么荒唐，而是生存的yù望和重返文坛的心愿逼迫他这样做。……强迫一位讽刺作家写‘肯定的讽刺’小说本身便是一种讽刺，也是一幕悲剧。”

    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这个封闭的社会也在悄悄的变化之中。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荣获195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苏联作家协会开会讨论开除这一位作家。“特瓦尔多夫斯基和格里巴乔夫便在会上发言反对开除帕斯捷尔纳克，表决时很多人到休息厅吸烟，拒绝表决。当会议主席斯米尔诺夫宣布大会一致通过把帕斯捷尔纳克开除出作家协会时，台下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怎么说一致通过呢？我就举手反对。’抗议的是女作家阿利卢耶娃，斯大林的妻妹。斯米尔诺夫只好装作没听见，匆匆宣布散会。”

    到了1966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就比日丹诺夫时代软弱了不少。讽刺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就因为在国外发表作品被捕判刑了。这可不同于当年日丹诺夫批判左琴科那样没有一点反对的声音。这一回对这两位讽刺作家判罪，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纷纷向苏共中央、最高苏维埃和苏联政府抗议。由爱lún堡、卡维林、丘科夫斯基等老作家领衔的六十二位作家，联名上书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俄罗斯联邦主席团，要求保释两位作家，并指出：“因讽刺作品而对作家审判开了极为危险的先例”。在这里，人们看见了苏联知识分子社会责任感的表现，看见了苏联社会进步的足迹。

    这篇短文，我只介绍了书中谈及文学界情况的点滴内容。全书的丰富内容就不是一篇短文介绍得了的了。

    （原载2004年9月17日《文汇读书周报》）r

    朱正：无可奈何花落去读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1)

    格阿阿尔巴托夫的回忆录，中文译本的书名是《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出版。这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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