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者，以此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或社会经济发展；后者把政府看成是某一集团或阶级的代理人，它通过界定一套产权，使权力集团的收入最大化而无视它对社会整体财富的影响。对以往的历史研究表明，政府实际上具有一种垄断上述两项目标的能力。不过，由于竞争的限制和jiāo易费用的存在，导致经济持续增长的产权很少在历史中居于支配地位，而使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jiāo易费用和促进经济成长的产权结构总是存在着冲突。其可能的结果是，由于jiāo易费用的存在，政府推动高效率的产权使统治者的税收降低，另一方面，基于统治者租金最大化的需求，政府会倾向于实施产权垄断，而无意于建立一个自由竞争的产权环境。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政府的暴力潜能主要不是表现在“政府垄断”上，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并没有出自于jiāo易成本的考虑而让低效率产权体制长期存在，也无意于租金吸取最大化而强行维持既有的产权体制，但是正如政府干预市场往往导致市场运作紊乱一样，中国市场行为的“政府化”，即政府行为过度地对市场的干预，而导致市场处于被动xìng的生存状态。而且政府往往会以观念上合法xìng的最大化而导致政府活动在中国市场的运作上的权力泛化。

    首先，从国有经济来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中国改革的重点难点，政府采取了“财政拨款，到银行贷款，再到股市募集资金”等方式，千方百计为国企改革大开绿灯，但其结果是乏善足陈。“入世”后，国有企业将会受到巨大的冲击。因为，问题就在于政府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愿收缩国有经济的布局。而大量的国有经济存在就意味着政府直接管理与直接参与活动的必要xìng，而过宽、过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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