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这本由巨大成本为代价写成的教科书，就会失去它的应有价值。我真诚地希望，这个成本能为所有关心他的人创造巨大的价值。近几年，不论走到哪里，一旦谈到德隆，人们问的第一句话常常是：德隆到底失败在哪里？这常常让我很难回答。我更愿意通过这本书从多个角度来分析德隆系的成与败。

    第八章 让往事告诫未来（2）

    一 、作为政府，我们应当从德隆事件中反思什么？

    2004年7月底，唐万新已经接受有关领导和全国工商联、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领导的劝说回到北京，先是监视居住于北京西三环的华融大厦。当时环境还比较宽松，可以去看他。我于8月1日晚上，专程从上海到北京去看望他。从5月26日会议后，两个多月没见到他了，不知道两个多月后的他会是什么状态。

    经历艰难曲折，再次见到唐万新时已是百感jiāo集。我们紧紧的拥抱在一起，眼泪湿润了衣襟。他在没有任何监视的情况下，轻声地告诉我：“世渝，真是皇恩浩dàng啊！政府对我们这么宽容，我没有理由不回来。”

    他告诉我：“因为成天要应付由各地债权人找来的地方公安，已经无法安身重组，不得不放弃由德隆自己主导重组的机会，只好仓皇出逃，跑到国外去躲起来，等待结论。只有等政府把德隆情况了解清楚了，政府就出来主导了，我才可以工作。我以为政府至少需要三个月调查得出结论，没想到一个半月结论就出来了，和我自己估计的结果差不多。现在政府制定了以市场原则来重组德隆的方案后，我认为德隆有戏了。我就一刻也不停的跑回来，在国外刚买好渔杆，还没来得及钓鱼呢！

    “我愿意回来帮助政府把一切全部弄清楚，重组完了，我该坐牢就坐牢，该审判就审判，该承担什么责任就承担什么责任。只是不希望德隆垮了，哪怕全部jiāo给国家都可以。

    “我当初不应该离开北京，应该把德隆总部设在北京。我们远离政治是一个巨大错误。如果今后还有机会，我们一定不去上海，一定就在北京设立总部。”

    他的这段话道出了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对企业与政府关系的一段发自肺腑的心里话。然而，我曾从另外的一个渠道得知，当时专案组的成员对唐万新做出比较好的承诺，规劝唐万新从国外回来，还有一个原因是以为唐万新在国内国外藏了很多资产或钱，劝其回国时希望他把这些钱jiāo出来。

    从和唐万新的谈话中得知，他根本没有携款潜逃的考虑。在政府尚未出面的情况下，债权人无法得知自己的权益能否有保障，一定会想尽办法追诉。如果当时政府出面停止无效追讨，由专案组进行统一安排，就不会出现开始的混乱局面，德隆的市场化重组才有可能实现。

    这里所引出的一些话题是：德隆到底构筑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个大型的民营企业，尤其在中国转型社会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内，我们究竟应当和政府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反过来从中央到地方，我们应建立什么样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尤其是和民营企业的关系。

    德隆失败后，许多人都告诉我：德隆规模这么大，为什么中央没有人支持，保护？德隆是不是与政府的关系没搞好？也有政府官员中相当职位的人告诉我，德隆就不如某某集团，该集团做什么事都拉着政府，宏观调控时政府就将其保下来了。而唐万新过去一贯的原则是：按市场规则做事，和政府保持不远不近的关系，作出业绩，让政府认可就行了。对政府官员，他只是朋友，不谈工作，也不许腐蚀任何官员做丧失原则的事。

    我倒是认为，不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各级政府，应该不断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调整政府和企业，尤其是和民营企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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