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基金会，有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原因：物质方面积累起这样巨大的私人财富，以至于花钱成为问题，这是美国特有的；而更重要的是思想传统和社会价值观方面的原因。这样一种威力巨大的事物产生和发达于20世纪的美国绝非偶然，它与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传统分不开。东方社会的传统是有困难的人或老弱病残靠家族和亲友照顾；而在欧洲，有着长期封建制度的国家，其阶级关系比较固定，社会舆论对贵族大户为社会公益作贡献的期望值较低，有所捐赠主要通过教会。到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到贫富悬殊尖锐化时，资产者和劳动阶级截然对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开始高涨，不论是革命还是改良，解决之道主要是由政府抑富济贫，从而产生福利国家，私人公益事业可发挥的余地较小。美国传统思想中阶级地位“世袭”的成分较少，社会舆论认可通过个人奋斗白手起家发家致富，不大苛求其手段；同时，社会对富人有一种压力，期待他们对社会做“好事”。这是一种义务，而不是恩赐。正因为这种社会舆论，在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尖锐化之时，私人捐赠公益事业先于政府的福利政策。其中基督教鼓励捐赠的传统起了一定的作用，“富人进天堂比骆驼进针眼还难”之说多少有点影响。另外，“志愿精神”（volunteerism）在美国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小罗斯福总统把“四大自由”改为新“四大自由”言论、信仰、摆脱匮乏、摆脱恐惧，而作为这四大自由加固底座的是第五大自由：“给予的自由”。这几乎成为一种权利而不仅是义务。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给予的自由”成熟为一大部类，现在有余钱就捐给基金会已经成为一种自发的习惯势力。

    基金会既然是由私人捐赠，其建立之初，必然体现捐赠人及其家族的意图。但是根据一般规律，家族的影响最多维持两至三代，然而因为现代基金会的结构与企业相仿，主要权力在董事会（不过董事与资财无关），所以大的基金会从法律到实际运作都不大可能长远听命于家族成员，而且家族本身也有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董事会的成员和资金来源都分散化了。很多例子说明，对大基金会的方向真正起决定xìng影响的往往是某一个时期的执行会长。在各基金会发展的历史中都得力于几位目光远大、有理想、有魄力的会长或顾问，他们任职较长，把自己的整套思想贯彻于基金会的工作中，使基金会带有自己的印记。他们的思想偏好各有特色，不过有几个共同点：胸怀大志，动辄以“全社会”、“全人类”的幸福和进步为目标；强调向问题的根源开刀；领导成分无论怎样变化，都是上层精英的代表。他们的大致目标和思想差不多，既雄心勃勃，又带有理想主义，以完善美国乃至全世界为己任。尽管侧重点各有特色，甚至同一个基金会在不同的会长主持下工作重点也有变化，但是各基金会的大方向基本一致，在其宗旨中都有“传播知识”、“促进文明”和“造福人民”的内容，社会弱势群体必然是其主要关注点。把教育放在第一位是其最大公约数，这一思想既符合美国早期清教的传统，又与后来的进化论相信教育能改变人和社会相一致。

    另外，美国不少大基金会具有世界xìng，国际工作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些国际xìng的基金会在绝对数量上虽然占少数，但在资金和影响上却不可忽视。基金会的精英们以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对待社会弱势群体和不发达国家，特别体现了美国的“白人的重担”和“天命”思想，同时也致力于巩固美国的现行制度和向全世界扩张其影响。基金会精英们都对基金会这一制度本身怀有信仰，以极大的热忱献身于这一事业，把它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天地。他们受董事会的任命，掌握着不属于他们的巨大财富的支配权，但与企业的经理不同，他们的任务不是赚钱而是花钱，又与政府官员不同，他们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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