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改名为“大克利夫兰教会联系理事会”来协调各教会的慈善募捐活动。

    此前，犹太教联合会也已经部分实施这一做法，天主教联合会也于１９１９年照此办理。克利夫兰商会于１９１３年带头成立了“慈善与公益事业联合会”，主要监管本地区非宗教xìng

    的

    公益活动，并从事必要的集资。与宗教界领袖不同，作为企业界人士，他们强调专业xìng和企业化管理，而不是宗教献身精神。

    在这一背景下，１９１４年成立的“克利夫兰社区基金会”，成为了社区基金会的鼻祖和榜样。由于这一事物是适应当时的需要而水到渠成出现的，因此在全国各地很快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其中以中西部和东北部接受最快。中西部是因为其公民文化特别适合，东北部是因为公益事业发达最早而最有基础。１９２０年，美国银行公会信托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社区信托基金委员会”协助办理基金会事宜。克利夫兰基金会进行社会调查的工作方式在中西部许多城市也得到了仿效。例如芝加哥哈里斯信托投资与储蓄银行的老板哈里斯父子于１９１５年出资建立了社区信托基金并负担其初期费用，同时发起进行一项关于“芝加哥的美国化服务”情况调查，这是当时争议很大的关于移民归化的问题。这项调查使该基金会在当地名声大振。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间，在中西部地区进行了其他许多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涉及题材很广，如青年女工的住房、儿童的家庭照顾、监狱条件等问题。

    在东北地区，由于已经有公益事业的基础，社区基金会被当作私人基金会的一种运作机制。

    最突出的例子是纽约社区信托基金。该组织成立于１９２３年，其第一任会长就是克利夫兰基金会的创办人弗雷德里克戈夫（Fredrick H. Goff）的特别助

    理拉夫海斯（Rａｌｐｈ Hａｙｅｓ）；其运作方式与克利夫兰基金会不同，着重在收集和管理用于某种特殊目的的资金，但使用范围不限于纽约；捐赠者可以指定用途，由基金会运作，通常有一定年限。关于调查研究工作，由于已经有许多现成的组织，因此这里的社区基金会更多地通过资助其他组织进行工作，例如哈特福德基金会支持“社会代理机构理事会”（C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Sｏｃｉａｌ Aｇｅｎｃｉｅｓ）进行多项社会调查。到１９３０年时，“波士顿常设慈善基金会”资助的私

    人组织达１１７个，拨款达２０万美元，其重要的作用是协调波士顿及其邻近地区的多种私人慈善组织的工作。它要求接受其援助的组织都要把自己的工作与整个社区工作联系起来考虑，并且采取统一的会计制度。

    《财富的归宿》　第四部分大萧条及二战以后

    ２. 大萧条及二战以后１９２９年以后的大萧条对社区基金会打击很大。显而易见的是许多人破产，即使略有余钱的也缺乏安全感，不敢慷慨解囊，还有就是银行失去信用。１９３３年，美国银行公会信托部下属的社区信托基金委员会停止工作。银行家在社会上也不再是可信赖的公众领袖形象。据不完全统计，从１９１４年到１９３９年成立了９１个社区基金会，到１９４９年名义上还存在的有６６家，而资金达到起码的运作水平２０万美元的只有３５家。②二战结束后，社区基金会又逐步有所复兴。此时与战前的情况有很大改变：（１） 政府承担的福利部分大幅度增加，机制和制度日趋完善；（２） 劳工权利增加，工人的生活水平有较大的提高和保障，因而对社区文化生活的需求在质和量方面都有所变化，同时他们也开始有能力进行捐助；（３） 二战的经历使美国人爱国主义意识加强，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宗教和种族的隔阂，也加强了共同建设社区的集体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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