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刚健而不足以进，四五yīn柔而能止。时之盛衰，势之强弱，学易者所宜深识也。

    诸卦二五，虽不当位，多以中为美；三四虽当位，或以不中为过。中常重于正也。盖中则不违于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于中，于九二、六五可见。

    问：“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义。”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当储贰则做储贰使。九四近君，便作储贰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执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

    “看《易》且要知时。凡六爻，人人有用：圣人自有圣人用，贤人自有贤人用，众人自有众人用，学者自有学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因问：“《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处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载物，人君安可不用？”

    《易》中只是言反复往来上下。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虫草木微物，无不合。

    今时人看《易》，皆不识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凿。若念得不熟，与就上添一德亦不觉多，就上减一德亦不觉少。譬如不识此兀子，若减一只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只，亦不知是多。若识，则自添减不得也。

    游定夫问伊川“yīn阳不测之谓神”。伊川曰：“贤是疑了问，是拣难底问？”

    伊川以《易传》示门人曰：只说得七分，后人更须自体究。

    伊川先生《春秋传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类之才，起而君长之；治之而争夺息，导之而生养遂，教之而lún理明，然后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圣贤世出，随时有作，顺乎风气之宜，不先天以开人，各因时而立政。暨乎三王迭兴，三重既备，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更尚，人道备矣，天运周矣。圣王既不复作，有天下者，虽yù仿古之迹，亦私意妄为而已。事之缪，秦至以建亥为正；道之悖，汉专以智力持世。岂复知先王之道也？夫子当周之末，以圣人不复作也，顺天应时之治不复有也，于是作《春秋》，为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谓“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传曰：“游、夏不能赞一辞。”辞不待赞也，言不能与于斯耳。斯道也，惟颜子尝闻之矣，“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此其准的也。后世以史视《春秋》，谓褒善贬恶而已，至于经世之大法，则不知也。《春秋》大义数十，其义虽大，炳如日星，乃易见也；惟其微辞隐义，时措从宜者，为难知也。或抑或纵，或与或夺，或进或退，或微或显，而得乎义理之安，文质之中，宽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权衡，揆道之模范也。夫观百物然后识化工之神，聚众材然后知作室之用，于一事一义而yù窥圣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学《春秋》者，必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然后能造其微也。后王知《春秋》之义，则虽德非禹、汤，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学不传。予悼夫圣人之志不明于后世也，故作《传》以明之，俾后之人通其文而求其义，得其意而法其用，则三代可复也。是《传》也，虽未能极圣人之蕴奥，庶几学者得其门而入矣。

    《诗》、《书》载道之文，《春秋》圣人之用。《诗》、《书》如yào方，《春秋》如用yào治病。圣人之用，全在此书，所谓“不如载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叠言者，如征伐、盟会之类。盖yù成书，势须如此，不可事事各求异义。但一字有异，或上下文异，则义须别。

    《五经》之有《春秋》，犹法律之有断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于断例，则始见其法之用也。

    学《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此亦穷理之要。然他经岂不可以穷理？但他经论其义，《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较著，故穷理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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