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初就与其jiāo换过意见，对其提出的“方今世界公理，不出四语，曰‘优胜绌败’。今中国处此列雄竞争之世，yù图自存，安得不于教育之意乎”的这一创刊宗旨，不仅从内心表示赞同，还在创刊不久便将自己在日本留学期间翻译的立花铣三郎所著《教育学》分多期连载其上。如今，既然罗振玉的心思不在武昌农务学堂，“译授”也不是王国维之所重，所以他们一拍即合，随即共同决定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上海方面来。于是，罗振玉等三人在中秋之夜便将工作进行了明确，即武昌农务学堂教学事务主要由藤田剑峰负责，王国维只挂学堂“译授”之名而行编译书报之实，罗振玉则在统筹处理外务的同时主笔《教育世界》。

    在这期间，王国维不仅按照罗振玉的提议编撰了中小学堂教材，还翻译了日本学者中村五六编撰、顿野广太郎修补的《日本地理志》和藤泽利喜太郎的《算术条目及教授法》及《法学通论》等外文书刊，而这些都是中高等师范学堂的教育用书。在这一过程中，王国维的日语和英语水平大有长进，虽然他学习外语的目的并不是今天人们为了一份工作或跟上形势不得已而为之，但他这种通过大量翻译外文书刊来快速掌握并提高外文水平的方法，还是值得效仿和推介的。人们都知道王国维一生精通日语、英语和德语等多种语言，特别是英语和德语完全是靠他自学所成，而他之所以要学习这些语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阅读国外原著，在领会掌握原著原意的同时，也便于开阔视野，增长见识。这就是王国维最终没有流于译匠而成为学贯中外、融会古今一代世界级学术大师的与众不同处。

    在武昌的这一段工作学习中，王国维因为其在《教育世界》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教育改革的文章，而引起上海南洋公学创办者盛宣怀的注目，随于当年１１月向王国维发出了到南洋公学任教的邀请。当时，王国维正协助罗振玉主编《教育世界》杂志，主要精力放在编撰中小学堂教材和为杂志翻译外文文章上，而且光绪二十八年（公元１９０２年）春节也即将来临，所以他婉言谢绝了盛宣怀的邀请。两个月后，罗振玉辞去武昌农务学堂监督之职，受张之洞派遣带领湖广两地部分教育人士前往日本进行考察，其内容除了教育之外还包括农商财政等方面。罗振玉走后没几天，王国维也从武昌经上海返回海宁，这时已临近壬寅年春节。这一年春节，王国维一家人过得平静而热闹，平静是不像以往因为生计一直处在奔忙中，热闹的则是王国维次子王高明（字仲闻）于这年三月顺利降生。这让子嗣不旺的王乃誉老人非常欣慰，但他对儿子王国维的前程还是不能放心，虽然儿子因为跟随罗振玉得到了多方面的锻炼，见识和学养也非以往所可比，并因此而受到了朝廷倡导新学教育人士的关注，但这毕竟不是王乃誉老人心中固有的那种科举中榜之正途。另外，这时的海宁王家不仅有老人王乃誉、妻子莫氏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就连正在中学堂就读的弟弟王国华也理所当然地要由王国维这位王家长子来负担，而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王国维一人所谋。当然，这时的王国维已不是当年初到上海“谋生”时的年轻后生，虽然只有２５周岁的他依然年轻，但知识学养、社会阅历和人际jiāo往都已今非昔比，何况还有声望正盛的老朋友罗振玉之厚爱和提携呢。

    果然，春节过后罗振玉从日本考察归来，随即就任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监督，而王国维与藤田剑峰也一同来到南洋公学任职。紧接着，王国维以南洋公学东文学堂“执事”的身份前往日本，其任务就是聘请日文翻译人才，因为这时罗振玉不仅是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的监督，还被张之洞委派协助办理江楚编译局事务。所以，雄心勃勃的罗振玉为了打开江楚编译局严重缺乏日文翻译人才的局面，特派熟悉日本情况的王国维第二次东渡日本，其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日文“译手”。在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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