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王国维在这一基础上随后又参照罗振玉于民国六年（公元１９１７年）春节时从日本带来的新辨识出的千余字甲骨文书契拓片，以及研究哈同花园内所藏千余片甲骨的拓片，遂撰写出了堪称当时条件下甲骨文研究的封顶之作《殷周制度论》。

    在这部著述中，王国维将甲骨文研究由原先考释文字、识别人名和梳理世系等，上升到了考证殷周历史和制度这一层次，并竭力分辨出从殷商过渡到周朝时的制度衍变过程，以及商周两朝制度中的人文精髓。这无论如何也是王国维在甲骨文研究史上所做出的突出而不朽的伟大贡献。其实，王国维在撰写《殷周制度论》之前是想写《续三代地理小记》一文的，也就是说要考证夏、商、周这三朝都城之变迁情况。而之所以最初有此想法后来却又有所改变，主要是因为王国维首先精确地认定都城是解析一个朝代政治和文化的最佳实体，而随后改变初衷则由于王国维更清楚地明了了“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一论断的高明之处。另外，王国维以自己精深的历史和地理学养，极为清晰地梳理出“自上古以来，帝王之都皆在东方”，而“惟周独崛起西土”这一学术敏感点。很显然，一个王朝都城由商到周的这种地理方位上之迁移，必然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于是，王国维随即改变了原先撰写《续三代地理小记》的思路，将学术研究视角瞄准了由殷商到周朝都城地理位置的变迁而深入到对两朝制度衍变的解析，这无疑属于学术研究上一次高屋建瓴的思路转变。随后，王国维经过深思熟虑后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写信告诉了老朋友罗振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王国维对将要撰写的《殷周制度论》这一鸿篇巨制在全文体例上的精准把握：

    前日拟作《续三代地理小记》，既而动笔，思想又变，改论周制与殷制异同：一、嫡庶之制；二、宗法与服术（此二者因嫡庶之制而生）；三、分封子弟之制；四、定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五、婚姻姓氏之制；六、庙制。此六者，皆至周而始有定制，皆周之所以治天下之术，而其本原则在德治。

    在这里，王国维点出了“以德治国”作为周朝制度之根本，这应该算作是王国维在中国当时社会状况下渴望恢复“周孔”以还社会和谐秩序的一种学人心愿。也就是说，“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同样应该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制度。关于王国维的这一论述，其可行xìng、合理xìng以及是否具有进步意义姑且不论，而他对于殷周两朝社会制度作出如此清晰合理的梳理，则对中国史学研究实在有着难以估量的重大贡献。对此，王国维后来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门人赵万里在《王国维先生年谱》中曾就《殷周制度论》这一著述作出了这样的评价：

    此篇虽寥寥不过十数叶，实为近世经史二学第一篇大文字。盖先生据甲骨及金文字，兼以《诗》、《书》、《礼》参之，以证殷之祀典及传统之制，均与周大异。而嫡庶之别即起于周之初叶，周以前无有也。复由是于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具体之解说，义据精深，方法缜密，极考据家之能事。殆视为先生研究古文字学及古史学之归纳的结论也。

    不过，《殷周制度论》虽然是王国维在古文字学和古史学研究方面的结论之作，但由他和罗振玉开创的“罗王之学”则刚刚兴起，以致后来甲骨文研究者即便因为甲骨材料大增所取得的成就要超过王国维和罗振玉，但他们的研究方向依然不能偏离王国维和罗振玉当初的筚路蓝缕之途。对此，唐兰先生在《天壤阁甲骨文存自序》中说：“卜辞研究，自雪堂导夫先路，观堂继以考史，彦堂区其时代，鼎堂发其辞例，固已极一时之盛。”唐兰先生在这里所说的甲骨“四堂”，分别是指罗振玉（字雪堂）、王国维（字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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